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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参与及其文化特征

updated: 30/06/2007
◆郭仁德◆

1.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
      
1.1.引言
马来西亚华人属较少数民族,要探索这国家华人政治文化的特征,首先须认识这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
 
马来亚于二战后摆脱了英殖民统治而取得了独立,其政治发展道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变迁。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免不了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有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因素影响,也有国内(内部)和(国际)外部的影响。要了解马来亚至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不能忽视这些影响的因素。
 
1.2.马来亚独立的历程与方式
 
马来亚从1945年二战结束后到1957年取得独立,其长达12年的历程,约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马来人的马来亚”(1945至1948)。这时期马来人的政治斗争口号是“马来人万岁(HidupMelayu)”当时巫统成立,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主要在于确保苏丹的传统权力得到承认,保障马来人的特权,并规定苛刻条例限制,使华人难以取得公民地位。“他们不要求独立,也不要求英殖民者离开。”巫统主席拿督翁说﹕“马来人为扞卫自己的利益,就应指望英国政府的同情、帮助和支持;过于突然的独立将意味着马来人在政治与经济上都受到华人的控制。”(注1)
 
第二阶段﹕组成“民族多党联盟体系”(1949-1957)
1948年6月,英殖民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政党,大肆逮捕与镇压左翼份子,宣布紧急状态法令,马共走进森林,成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展开抗英武装斗争来争取独立。
 
马共的武装斗争,打击了英殖民统治,迫使英国不得不决定尽快从军事战场中撤退。1949年4月,英国议会主动宣布同意给予马来亚独立,并开始物色合作对象,以确保英国撤退后在马来亚的利益不受影响。1952年2月英国首相丘吉尔令殖民地大臣密函指示新任钦差大臣邓普勒将军安排适当时间给予马来亚独立,交给可信赖者接管。(注2)
 
马华公会于1949年2月27日成立,是以维护华人利益为宗旨的唯一政治组织,初期活动重点为协助被迫迁入集中营(新村)、受紧急法令折磨逼害挨难的华人,以及展开力争华人公民地位运动。
 
这时期,巫统的政治斗争口号已改为“默迪卡(Merdeka)”(注3)但,原先“马来人万岁”的口号并没有放弃,巫统先后与马华公会及印国大党合作,组成联盟争取实现独立。
 
当时华巫印联盟决定通过群众的力量,采取温和的议会斗争手段与和平谈判策略来争取独立。
 
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与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一直担当着绝不动摇的角色,这是实现马来亚独立的关键,华巫两大民族政党的合作,是跨种族的协议,一方面使马来人利益得到第一位的考虑,另一方面又能兼顾华人的利益,故而才能形成一种不同族群间的协作与团结力量,来领导独立运动。(注4)
 
这是不同族群在新的条件下所作出的超越种族利益与集团利益所达成的整体民族国家观念,也是马来亚国家共识形成的过程。
 
1.3.英殖民统治对马来亚政治发展的影响
 
马来亚独立后,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奉行英国式的民主代议制——君主立宪制。这种政治制度的运行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为马来西亚提供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
 
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发展成为马来西亚,强域扩大,但其基本的政治制度没变。
 
这种政治制度的形成,是早在英国于1874年侵占马来亚之后逐渐引进的,而在独立前即1956年英国控制下成立了一个以英人为首的独立宪法委员会来负责起草独立宪法,重点在把“英女王政府在马来亚的利益牢记于心”(注5)的情况下草拟的,它有效地延续了英殖民统治历史时期形成的一套政治制度。
 
1.4.新殖民主义的制约及影响
 
帝国主义时代殖民主义的出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武力占领来强蛮实行殖民统治;另一种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进行掠夺与控制,人们称之为新殖民主义。
 
马来亚独立后受到新殖民主义的制约,是在争取独立时不得不同意继续让原殖民宗主国保留其某些权力和独占利益的空间,这也意味着,当时所争取到的独立还不完整。
 
我国第四任首相马哈迪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我们取得独立时,我们以为自由了,但西方国家却仍在迫使我们服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这几乎是殖民地刚一独立,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便马上出现。……新的殖民主义继承了旧的霸权的衣钵”。
在独立后马来亚至马来西亚仍无法摆脱国际新殖民主义的影响与笼罩,执政者以亲美反共的政策与强烈的“恐共心理”为推行威权统治的借口,继续采用反民主的镇压与逮捕手段来对付左翼运动。但是,70年代及以后,新殖民主义在马来西亚的推行过程已逐渐受到了抵制,马来西亚主张东南亚中立化,并成为东南亚首个与中国建立邦交的国家,它逐渐走向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并推行不结盟政策,避免陷入美苏阵营冷战两极格局的泥沼,使新殖民主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上述这些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马来西亚的民族国家主权意识,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促进了本民族特色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地区一体化进程,马来人政治领袖的强烈“恐共”心理,以及马共部队在马泰边境与突击队在马的武装活动,仍是一个“心障”,并继续成为执政者推行“威权统治”的“合法”理由。
 
80年代初,甫上任的首相马哈迪推行“向东学习”政策,已明显表明欲脱离新殖民主义的影响,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夹缝中寻求自身发展的民主化道路,不再依附西方霸权势力的制约。
 
1.5.冷战后国际社会发展的影响
 
1989年后,冷战的结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崩溃,使国际社会进入另一个新时期,意识形态抗争的澹化,社会主义阵营外部势力不再给予马共力量(精神与物质)的援助,再加上中国的开放政策,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很难再以马共威胁以及“恐共症”作为维持其“威权统治”的理由了。
 
但,苏联与东欧阵营的崩溃,则使西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模式、思想观念,得以扩大了影响,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到来,马来西亚的汇入世界经济体系,已不可避免要受影响,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民主人权方面。“亚洲价值观”与“西方思想观念”的冲击与交锋,已逐渐在凸显中。
 
然而,国际恐怖主义思潮的泛滥,宗教极端激进变革运动的出现,却转为提供弓马来西亚政府继续采取威权统治体制的理由,紧急法令与内安法令等合法性仍然继续保留,没有受到严重削弱。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危机的爆发,马来西亚政府决定不接受西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断然另实行自救措施,虽引发正副首相(马哈迪与安华)的对抗,造成巫统内部分裂,却能有效的使经济与社会秩序维持稳定,不像印尼那样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激烈骚乱。
 
 
 
 
1.6.小结
 
马来西亚的政治进程,国际因素起着重要的因素,而殖民统治的历史,决定了其政治制度的选择。
 
独立后近半个世纪来,执政党的统治权力,能一直维持而没有变更,主要因素是在民主与现代化进程中,能建立运行良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虽有面对不满和抗议,仍能成功地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马来西亚的政治进程,也能逐渐减少强大的国际因素影响,并设法摆脱对外部势力的依附,不再接受外部强国霸权与新殖民主义的制约,转而走向适合本国国情独立自主的政治发展道路。
 
执政党从联盟(1955-1973)到国阵(1974-)的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虽没经历激烈的变革,却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改造中。马来西亚的政治社会转型属温和改良性质,其政治发展与变迁严格限制在体制内,由执政者在有效控制中进行。
 
2.马来西亚的国情与政治参与
      
2.1.民族政治参与的空间
 
马来西亚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国家,华人人口约6百万,约占总人口的25%。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英殖民统治的“分而治之”政策,以及马来人享有特权历史传统的存在,华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都不可避免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因此华人在各方面特别是政治参与的空间上就相对比较小,须受制于国情与特权政策。
 
虽然,这里的政治体制对华人的开放与容忍有一个限度,但这限度的政治空间有如“鸟笼”,这半世纪来,许多华人的参政行为,屡屡设法要突破这空间,迄今仍难以飞上天际。
 
在70年代至80年代,这“鸟笼”空间缩少,马来民族主义在《五一三种族悲剧》事件后,为了打破经济上的不平衡,向经济领域展开了民族斗争,新经济政策与工业协调法令的实行,出现了民族间的抗争。70年代末,马华公会曾提倡民族自强自救运动,发起大企业计划进行经济自救,引发华团热烈响应参加,汇成热潮,但不到10年便布统治者腰斩下夭折了。
 
90年代开始,因国际因素的影响,加上国内马华公会领袖林良实及时采取“破釜沉舟”行动,力争成立一个由各族组成的“经济协商理事会”,来检讨已到期的20年新经济政策,探讨另订新的国家发展政策,稍后。统治者做出让步,推行开放措施,扩大了“鸟笼”,但华人的政治空间还是有限制。(注7)
 
总的来说,这国家自从经过1969年《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后,社会上出现的民族矛盾已远远超过了阶级矛盾,种族意识观念强过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也正因受到这影响,各民族的政治参与,朝野各政党的活动,都难以摆脱种族主义的束缚。
 
2.2.政治制度的制约
 
这里的政治制度,是这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复杂社会的产物。从殖民地统治时期开始,各民族就已不能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这是长期存在已久的现实。
 
殖民地时期的宪制与政策,早就已有特权的规定,独立宪法的出现,基本上保留沿续殖民统治的特权规定。回顾当时曲折的制宪过程,巫统和马华公会之间虽有分歧,巫统自认马来人理当享有特权地位,马华公会坚持保有既得权并力争公民地位,经过多次谈判和协商,终于达致协议,所提呈的独立宪法建议,巫统的让步,是公民权的限期开放与出生地原则的认可以及民族特性的保留,但在特权与语言、宗教、教育等方面,马华公会不得不做出让步。
 
特权的规定,衍生出许多政策、法规、条例、固打制与措施等,都是不平等的。华人的政治参与,不得不面对诸多无奈的限制与制约。
 
 
2.3.殖民统治历史遗产的制约
 
自从英殖民统治者在1874年占领马来亚后,长期推行优待马来人政策,马来人享有与华族不同的待遇及特殊地位,封建王族统治结构的保留,苏丹为各州统治者形象的塑造,马来社会已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传统。
 
在英殖民统治期间,军队与警察部队的成立,一开始就以马来民族为主要成员。独立迄今军警人员绝大多数为马来人,华人极少参与。而政府体制各机关各部门官僚、公务员,也绝大多数是马来人。
 
换而言之,国家机构的行政、官员体制、以及军警操作,全都控制在马来人手里,华人属被动受控地位。
 
在二战后的各民族争取独立运动,马来社会一开始并不接受华人为合法公民,认为会对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构成挑战,后来,为了独立的需要,才在公民权问题上让步。但,马来社会的让步是以马来人须继续在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继续享有特权为先决条件。当时,1955年自治大选,全马华人具公民地位的合格选民仅有14万2千9百47人,占全国选民的11.2%而已。原因是有许多华人无法取得公民地位;而在马华公会坚持力争下,1957年独立之时的限期一年开放公民权,使百万华人立即享有公民地位。
 
2.4.马来王权封建社会历史的制约
 
英殖民统治者侵占马来亚,一开始采取与马来各州世袭苏丹签约的方式来实行间接统治,保留马来社会中大部份的封建王权统治结构和统治方式。
 
历史遗产的沿续,形成了独立后迄今的君主立宪体制与浓厚封建气息的社会。目前,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统治者王权的国家,王公贵族封建社会体制继续在这国家的运作,以及王族的封建庆典节目仪式等,对华人的政治参与产生直接与间接的冲击作用。
 
2.5.选区划分的制约
 
政治上的议会民主选举,选区划分的规定与原则,马来人获益最大,也确立了马来人在大选中的主导地位。
 
选举法桉的规定,是以地域大小划分的原则为主,选民人数的考量为次。
 
由于马来人多居乡村,华人多居城镇,这选区划分的原则,导致乡区人口稀少的马来选区增多,城镇人口密集的华人选区减少,选民人数与选区比例的失衡,使华人的政治参与处在劣势地位,华人选票的作用无形中受到削弱。
 
 
2.6.华人自身因素的羁绊
 
早期华人来自中国沿海各省,这个移民社会有不同的方言群体,彼此存在着矛盾与利益之争,长期以来影响着华人社会内部的合作,形成一个并不团结统一的社会。
 
独立后,华团内部的分歧,华人参政理念的不同,意识形态的抗衡、教育背景的不同、政治文化的争议、政治态度与政治观点的不一致,华团山头的林立、华人政党的对抗、以及华人政党、华团的权力之争、派系恩怨等,种种内部因素的影响,导致华人社会分裂,成为华人政治发展的巨大掣肘。
 
华人对生儿育女的态度与观念,较多倾向节育,致使华人婴孩出生率逐年下降,影响华人选民人数比例,华人选区减少,选区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
 
2.7.小结
 
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参与历史虽悠久,虽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虽有代表华人利益的华人执政党,也有华人反对党,以及数千个华团,共同构成政治上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然而,由于历史因素影响与国情的制约,特别是特权制度的存在,这些现实格局,导致华人的参政,难以改变种族间长期存在不平等的法律地位。
 
华社内部的种种不团结因素,也无形中为华人自身的政治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
 
3.马来西亚华人参政的一些问题
 
3.1.界定“马来西亚华人”名词
 
早在50年代初,中国政府已对“华侨”、“华人”这两个不同名词作出正确界定。
 
“华侨”是指中国人民居留国外仍保留中国国籍的侨民;而“华人”是指具有中国血统,参加或取得了居住国国籍的人;如居住在马来西亚具有中国血统的华人,取得马来西亚公民地位,统称为马来西亚华人。
 
由于马来西亚华人具有祖籍(中国)血统,也常有以“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作为自身的代名词,这是无可厚非,表明不忘自己具有祖籍血统的根。
 
然而,有人把马来西亚华人称为“华侨”、或称为“海外同胞”或“海外华人”,这些称呼都是因概念溷淆、界限不清而出现的错误。
 
也有人认为称华人为“华裔”,这也是不恰当的。
 
“华裔”一词的含义,是指华人或华侨的后裔。根据《辞源》注释﹕“裔”者,“犹言远代子孙”也,即指华人或华侨远代子孙。所谓远代,按照华人传统习俗,大概要四代或五代之后才算是远代吧。
 
可见“华裔”这词涵盖面小,不能涵盖第一代或第二代、第三代等华人。而采用“华人”这词可概括得比“华裔”这称呼更全面、更符合客观现实。
 
3.2.华人参政的类型
 
参政与和其他方面的活动不太一样。人们难以任意选择其参与的政治环境,而往往要由治理这国家的统治者、政府或政党的领袖来决定政治取向。
 
一般上,人们的政治参与,其积极作为可解决许多问题,改善人们的政治生活,但,另一方面,其政治失误,也会带来消极不利变故,给人们的政治生活带来直接的影响。
 
大马华人的政治参与,约可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个别参与,即以个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
组织参与,即以特定的政党或组织或团体形式参加政治活动。
直接参与,即主动与自愿性质的参政。
间接参与,即只关心政治或通过媒体论政或通过团体提出政治诉求而不直接参与政党组织,有人认为这是关心政治并超越政党组织的影响政治行为。
 
不论华人的参政行为如何分类,根据政治发展历程反映显示,大马华人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一个分裂的族群,不同的经济基础与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决定了华人具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要求。
      
3.3.华人参政的时代责任
 
本文不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历史观点来评述,既不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史学影响,也不强调革命不可避免,更不依据阶级斗争无所不在的马克思主义史观;本文尽可能按实际情况剖析历史而不受任何学派干扰,嚐试涵盖所有人的历史,并重视不同观念、感情、人格、意外事件等的影响。一般上,历史会牵涉到权力与排斥行为,也会从“胜者为王”的偏袒当权观点来评述。为了确保历史真实,有必要提出客观性的历史思考模式来解释历史。
 
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参与,由于国情格局的束缚、特权的制约,很多方时候各方面的处理与抗争,都沦为种族利益分配问题,在国家机器操控一切情况的政治环境下,民主的奋斗与激情的结尾,往往带来了失望与不满,更多的却是牢骚与无奈。
 
换言之,在这种政治体系下,华人的政治参与,竭尽所能,迄今也只能进一步扩大“鸟笼”空间,尚难有真正出现震憾性的突破。
 
但,既使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华人的政治参与仍还有不少生存与发展空间。还可令人觉得前景乐观,不仅尚可努力保存原有既得权益,若能维持现状稳定,避免原有社会结构突生莫测的剧变,进而以稳健步伐在全球化环境下设法扩大权益范围,应是华人社会的一个较佳选择。
 
而华人今后的政治方向,前途与希望,关键在华人年轻一代的教育与现代新科技新知讯是否能有效掌握、充实与提高,竞争能力与素质能否增强,华人社会道德水准能否保持,能否努力应客观环境的变化以达成既定政治参与目标,这是华人参政的时代责任。
 
无论如何,执政党在这半世纪的掌权历程中,面对国内外事件的冲击,都能以中庸稳健的温和改良方式来处理,使得大马社会始终能维持长治久安的局面,这证明大马政府尚属一个有能有为较好的政府,值得各族人民付托。这是大马各族人民最庆幸的事。
 
3.4.早期华人参政的历史表现国家认同
 
在二战前,早期华人的政治生活与政治参与心态是分裂的,第一类是关心祖籍国(中国)的事务,以华侨或侨民身份参政;第二类是想要维持居住地华人社会组织的力量;第三类是致力于居住地的政治活动。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第一类和第二类华人占多数,而第三类华人占少数,其政治行为与活动或通过中国政党海外分部或居住地社团组织或甲必丹制度或秘密会社(社会党)等表现出来。
 
二战后,许多华人的政治效忠对象已渐从中国转移至居住地。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后,许多华人的国家认同,已渐从政治上效忠中国改转为在政治上效忠马来亚,并力争成为马来亚公民。
 
3.5.90年代后期华人参政的表现变迁
 
从过去到现在,华人与马来人所表现的思想意识,大致上来说,是以民族主义为最大而持续的主要思潮,也是主要的信念。
      
马来亚至马来西亚的政治民主化历程,自1955年自治大选以来,已进行了12次大选。
 
在这12次大选中,多党联盟的执政党,从联盟时期到国阵时期,都以马来族的巫统占首位,其次是华族的马华公会,印度人的印国大党,再其次为华基政党的民政党、人联党等;反对党从50与60年代的社阵(华基劳工党与巫基人民党等多党的组合)、到70年代的民行党、80年代末的“46精神党”、97年以后出现的公正党、以及称雄东海岸半世纪的回教党等,声势都不弱。
 
多党联盟的执政党,虽在历届大选前后面对党内外严重分裂风波与各种不利的抗争因素,大选结果或有狂胜与小赢、或有惊险与挫折、所获国会议席有增多或减少,但执政党逢选都能顺利超过一半议席而蝉联国家执政权。
 
华人政党参与执政,为马华两族之间的了解和沟通提供了最大的方便,马来人为主的政府可以通过华人政党和华人官员,及时了解华人社会的各种情况,并据此制定较有效的政策以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族之间的纷争和矛盾,不少在没有激化之前,就可以通过政府内部磋商而解决。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华人把马华公会看成是华人社会在政府的代表。马华公会既是政府成员,又是华社代表的双重功能,使它在华巫两族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成为攻击的焦点,从而对两族矛盾激化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当华人不满政府政策时,马华公会作为执政党,便要为这些政策辩护甚至加以支持,从而直接与华人社会发生争论和冲突。结果政府的政策触犯华人利益时,华人在表示对政府不满的同时,认为马华争取不力,软弱无能,妥协苟且,没有维护华人社会的权益。马华公会由此成为华人对政府不满的发泄对象,华巫两族之间的矛盾很多时演变为华人社团与马华公会之间的矛盾,或演变为华人朝野政党之间的矛盾。(注11)
 
因此,马华与巫统比较,经常是处在不利的地位,因为要保护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及教育和语文立场,就算马华公会是完善的,这种立场本身就势必会影响不少华人因种族狭隘心态所产的拒绝支持。
 
马华公会是唯一代表华人的执政党成员,该党从90年代重新出发,在华人社会逐渐立竖立良好形象,过去曾作为马华公会主要对头的董教总,以前多届大选都几乎公开支持反对党,如今“在华教问题已逐渐与马华公会取得共识,不再公开反对马华公会”。
 
这国家华人内部,教育问题的分歧极为严重。马华公会的教育立场是以维护与发展华族教育为重点,视民族为主,语文为次,坚持华巫英三语教育。而董教总则着重华文教育,坚持建立自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华文教学完整体系。过去多年来,双方领袖的个人作风、处理手法与言论上的抗争,常演变成为敌我性质的矛盾,陷入华人分裂自残的内忧困境,华人政治实力削弱、华人政治地位每下逾况。
 
       董教总是大马华社三大重要华团之一;另二个是华总与中华工商联合会。后两个团体一向比较支持马华公会。董教总态度的改变,“它不反对马华公会实际上就是对马华公会的极大支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华人社会的人心向背”。(注9)
3.6.华人不同群体的不满与疑惧
 
华人不同群体的区别,大致可以下列六个来说明,这六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不易严格划分清楚﹕
 
第一个群体,赞成“同化”,同意土着在政治上的绝对权力,这一群体多数是峇峇、华裔回教徒或不黯华文的英文教育人士。
 
他们的恐惧与不满反映在﹕
(a)经济上,对华族的压抑感到不满。
(b)对大学固打制反对强烈。
(c)反对压抑英文,对华文不重视。认为英     语应为各族共通语言。
(d)拥护君主立宪制,虽对现况有不满,但     多数还支持政府。
 
第二个群体,主张与土着“融合”,接受所在国的基本文化,使土着社会能接受华人社会,目的是促成一个中庸稳健的政府,加速经济成长而达致国家繁荣与稳定,且通过国家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发展以维持种族和谐关系。
 
他们知道华人困境是由于缺乏政治力量造成,因此也投身当地政治活动,力促不被排斥在国家发展主流之外,坚决主张华族教育机会均等,文教方面倾向保留现状与更自由发展,确保华小不变质。他们支持政府的政策,对执行的偏差与歧视现象表示不同意与不满,设法纠正。
 
他们虽支持现政权,同意目前的开放政策,但还是有许多不满与恐惧﹕
(a)恐惧国家发生种族冲突,愿意维持现状     ,在现状的基础上谋求发展与进步。
(b)不满巫族拥有绝对政治权力,但认同现     实,主张从务实态度来争取更多民族权  益。
(c)担心未来种族人口比例日愈降低,影响     原有政治权力。
(d)对极端种族分子的言行厌恶。
(e)不满公务员与军警等许多职位,由巫族     支配。
(f)担心回教国实现。
(g)不仅重视华文教育,更重视整个华族教     育。
(h)不赞成土着与非土着的区分。认同现实     ,希望将来能消除之。
 
第三个群体,要求母语教育平等,反对一切不平等与限制的条例,视母语近乎一种神圣的价值,要求华文受官方承认。
 
要保持华文文化往日重要,反对“同化”或“融合”政策,要求接纳华文从小学到大学为国家教育系统中,主张各自华人社区保持不变。
 
这一群体的恐惧与不满表现在﹕
(a)反对政权的对待华人政策。
(b)主张华族社会保持原状,不赞成各族溷     合居住。
(c)“华文至上”观念浓厚,把华文教育看     得比民族教育与国家前途还要重要。因  这观点而产生的恐惧与不满,是担心政       府消灭华文,对政府举动,都从怀疑的  角度出发,甚至认为即使是回教国也能  接受,只要华文教育能得到发展。
(d)对巫族的绝对政治支配地位感到恐惧。
(e)不满华族商业领域受到侵蚀。
(f)恐惧华族文化受忽略。
(g)在社会活动许多方面不愿参与有大量巫     族的社会活动。
(h)恐惧原有华族生活方式被消灭。
 
第四个群体,主张多种语文政策,与第三群体的区别,以英语为沟通语文,倾向英文至上。反对政府的政策,为反对而反对,要推翻以国语教育为主的政策。
 
这群体的恐惧与不满,表现在﹕
(a)倾向英文至上不满取消英校。
(b)多数是非回教徒,对回教国目标恐惧。
(c)担心就业机会受到侵蚀,响往海外英语     国家生活环境。
(d)不满巫族用政府力量来控制经济发展。
(e)不满国语至上的政策。
(f)对政府政策不满,要设法达致推翻政府      目的。
 
第五个群体,比较现实,缺乏长远政治目标,善于维护个人与集团之间的既得利益。
 
这个群体的恐惧与不满,要现在﹕
(a)着重个人的经济利益。
(b)怕官也怕管,喜欢自由自在,不接受干     预。
(c)关心个人家庭以及周围生活环境,认为     比一切重要,对官员的干预强烈不满。
(d)较易情绪化,没有固定政治立场,有时     支持政府,有时反政府。
(e)恐惧原有的华族生活方式被消灭。
 
第六个群体,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强调阶级斗争重要,多被称为“极左派”份子。
 
这群体的恐惧与不满,表现在﹕
(a)思想偏激,对现状强烈不满,主张更换     政权。
(b)从阶级观点看待问题,恐惧贫民受压迫     受剥削。
(c)认为政府的一切做法都是虚伪,都有阴     谋,都对人民不利。(注10)
 
3.7.华人支持政府的历史原因
 
1997年金融危机对华人经济的打击严重,不少华人怨声载道,早已存在的各种不满都在这经济异常艰难的日子里再度集中爆发。
 
然而,到了1999年大选,在经济困难时期,华人选民却没有借大选来发泄不满,反而投票支持政府。除了国阵政府的经济业绩和执政党的政治优势外,主要原因,是华人对独立以来政府的民族政策,还能勉接受。
 
由于华人多数在城市从商,经济地位较高,而马来人则主要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济相对落后,加上殖民政府分而治之政策的挑拨,马来人长期视华人为主要威胁。独立后,随着马来人政党巫统为首的多党联盟掌权,马来民族的各种利益得到高度的重视和多方的维护,华巫这两大民族的各方面接触与摩擦随之与日俱增,暗中较量也经常存在,1969年还演变为“513种族冲突事件”。此后,华人对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抱抵触与不满情绪,有些还移民他国,另谋发展。
 
然而,也必须指出,虽然华巫两族矛盾摩擦从不间断,有时还表现为水火不容的态度,但除了1969年5月出现过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外,华巫两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大多数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表现,如集会抗议、上书请愿、舆论抨击等,华巫两族的正常生活秩序基本得以维持,两族的矛盾远没有其他国家如印尼等国那样尖锐。这也是在马来西亚面临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中,没有出现严重的种族冲突,或出现严重排华暴动的主要原因。因此,相对印尼等国家而言,马来西亚民族关系的处理还算协调,华巫两族虽有矛盾,但不算激烈。国阵在竞选时也一再宣示数十年协调民族关系的成功。
 
马来西亚民族关系相对协调,与政府的华人政策不无关系。与其他一些国家比较,马来西亚华人政策是颇有特色的。
 
(i)政府扶持马来人的政策循序渐进,较为温和    
独立以来,政府采取循序渐进的,较为温和的政策,来逐步提高和巩固马来人的地位。
 
在多元种族国家里,在摆脱殖民统治掌握政权后,无一例外的,都会提高和巩固本民族的地位,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但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却大相径庭,不少国家是先从经济着手,实施各种严厉而勐烈的措施,将华人的经济利益夺走。
 
经济是各族人民生存的基础,也是华巫两族的区分和主要矛盾所在。如果掌政的马来人在独立初期便致力剥夺华人经济利益以扶持马来人的经济的话,无疑会激化两族之间的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乱。
 
因此,初掌政的马来人没有急于在经济上限制华人,而是着手制约华文教育,建立本土教育体系。
 
由于华文教育是华社的传统和标志,并与广大华人有密切联系,而政府推行本土化教育政策时相当谨慎。一方面,通过法令提出由政府统管教育,提高马来文地位的主张;要求华小教马来文,还实施大专学院学位种族配额制,要求中学和大学以马来文为教学媒介。另一方面,政府又承诺继续资助华文小学和改制的华文中学,允许华文独立中学存在,同意华人建大专院校。所以,虽然政府的教育政策曾引起了广大华人的不满,但广大华人的抵触情绪大多持续不久便逐渐缓解。
 
在制约华文教育、建立土着教育体系方面,马来西亚政府显然比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温和得多,它自始至终承认华文教育的合法性,而其他国家则采迅雷手段消灭华文教育;一举取缔了华文学校。因此,政府建立马来教育体系对华社所造成的冲击较少。华教问题虽然仍经常引起议论,但多数华人对本土的华教状况基本上还能勉强接受的。毕竟,至今马来西亚仍是中国境外拥有较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唯一国家。
 
 
 
(ii)马来人政经地位的巩固
 
独立后,掌政的马来人逐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确立马来人在政治上的优势。
 
由于马来人政党主要是通过和平合法的途径来提高自己政治地位,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采用残酷的血腥暴力,这种方式对广大华人而言,触动不大。因此,尽管这里各种族政党的斗争连绵不断,但除了1969年“513事件”外,极少因政治斗争引起社会动乱。随着马来人政治地位的逐步提高,华社显然慢慢接受了马来人占优势的政治现实。
 
在教育和政治都建立优势后,到了70年代,政府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规定西马有限公司马来族的股权和雇工比例应分别达30%和50%,以扶持马来人经济,华人经济因而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上80年代中期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华人经济下落,新经济政策受到华人社会的普遍抗议和抵制。
 
然而,若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马来西亚政府的华人经济政策较温和得多,只要求华人大型企业在股权和雇工分配上执行种族限额的规定,而占华人企业90%以上的华人中小企业基本不受限制;它更没有像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那样,对华人实施职业限制,没收华人的资财家产,甚至将华人驱逐出境。因此,大马华人经济发展虽受一定限制,但基本可以保有赖以生存的传统职业和产业企业。因经济排斥打击而生计无着、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的情况,在马来西亚基本没有出现过。
 
而且,为了发展经济和减少华人的不满,政府还不断修订经济法令,缩减受股权和雇工限制影响的华人企业,对于被强制与马来人合作的企业,政府则提供多种优惠。8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的华人经济政策进一步放宽。同时,为了尽量减少华人的对抗,也为了避免挫伤华人的经济积极性,政府在扶持马来人经济的问题上,侧重于扩大经济“蛋糕”以兼顾两族经济利益,而不是直接剥夺华人来惠及马来人。结果在马来人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的同时,华人的经济实力也大幅度提高。特别是80年代后期,随着华人政策的调整和马来西亚经济的持续发展,华人经济的发展已比较顺利,华人得到的经济实惠显而易见。
 
虽然政府扶植马来人的主旨始不变,马来人仍享有种种特权,华人的公民地位依然远远比不上马来人,马来人在政治、经济和教育上均占据主要地位。但由于政府执行相对宽松的华人政策,马来西亚华人拥有较多海外华侨华人没有的权益﹕政治上,它不但有自己族群的政党,还有自己的执政党和政府部长;经济上,其所受的限制相对较轻,正常的生存和发展基本不成问题;教育上,华文教育不仅合法,还得以建立从小学到中学,直到大学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这在中国境外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华人对政府和对自己的境遇均还能接受,这既是华人拥护政府的基础,也是大马民族关系比印尼等国较为融洽的主要原因。
 
(iii)支持华人执政党
 
支持华人政党执政,充份发挥华人执政党在政府与华族社群之间矛盾的协调机制和缓冲作用,是政府华人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特色。
 
执政并对华巫和谐而能起到缓冲作用的主要是最大的华人执政党马华公会,历经多次党争的马华公会能始终占有执政的地位,除了自己的实力外,有时还需靠马来社会选民的支持。
 
上述做法,几乎成了传统。
 
马来选民之所以在大选中支持马华公会,部分是因为华人执政党的存在,有利于协调民族关系、缓和种族矛盾。
 
4.华人政治意识的不同时期表现
 
4.1.二战前的华人政治意识与特征
 
华人移居马来半岛,追源溯流,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离乡背景、飘洋过海、赤手空拳到陌生环境闯天下,凭过人胆识,勇勐精神、秉承勤俭克苦耐劳传统美德,在这里落地生根,也为居住地的开拓与社区发展作出了贡献。
 
随着移民浪潮的汹涌,华人人口的激增,华人社区组织的跟着庞杂、经济活动出现多样化,政治意识渐趋浓郁。
 
居住地华人的处境,也逐渐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新阶段,殖民主义的歧视与虐待,一些土着民族主义者视华人为经济剥削者,剥夺当地土着的生计,担心被外来华人所控制,一些马来政客也过份渲染与诬造华人控制与侵犯土着经济利益的似是而非谎言,加上宗教与文化意识的隔离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与刺激,华人处境更为尴尬。
 
早期华人在政治意识上的表现,大多自认华侨,关怀中国政治发展,也有不少因长期住在马来半岛,采取较现实的政治态度,较关怀居住地社区活动与社团组织,关心居住地政治问题,但都缺少长远政治目标,对参政并不热衷,也有一些土生土长华人(有的被称为峇峇),不愿卷入中国政治漩涡,转而参与殖民政府或居住地土着的政治活动。(注10)
 
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活动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有的通过社团与私会党组织,隐约表达反暴反满清反传统的情绪,在华人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主义思想的冲击下,反殖反帝思潮兴起;有的则孜孜追求名位、追求事业成就、敛集财富,购买官衔、提高社会地位;有的与土着王公贵族及殖民地官僚扯上关系;有的接受西方教育、逐潮澹失华人固有传统特质;也有的投身殖民政府的政圈内,协助治理华人。
 
马来亚的马六甲、槟城与新加坡,被英政府划分为海峡殖民地,有不少土生华人(俗称峇峇),其政治意识与活动,多为效忠英国与殖民政府。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满清政府的腐败,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孙中山的反清革命运动,激发了华人政治思潮的催化与升华,启发更炽热的政治行为,许多人为了崇尚民族气节,毅然抛家弃子,加入革命行列,为革命出钱出力甚至牺牲。
 
二战前,随着日军侵华的扩大,华人的抗日行为,更是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抗日救亡”活动突破了华人的帮派框框,各不同帮派、不同政治背景的华人团结一起,共同展开支援中国抗战的政治活动。
 
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与兴起,左翼阵营的茁壮成长,反帝反殖抗暴活动更是此起彼继,汇成热流,许多男女青年,都志愿投身反帝反殖抗暴的政治斗争。
 
 
 
 
       4.2.日军侵马至独立前的华人政治意识与特征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马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卫马》运动的开展,华人纷纷拿起武器,与友族为保乡卫土而汇入抗日武装队伍的洪流,誓为保护居住地家园而英勇战斗与牺牲,激发更多生死于斯的信念以及华人在政治上对马来亚的效忠。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不少华人因关怀中国抗战胜利后的命运,而热衷于拥蒋或反蒋的政治立场,分裂成两个壁垒森严的阵营,但,更多的华人已逐步转入争取马来亚本土自治与独立的政治思想与行为。
 
抗日军队伍不接受日军投降时献议,合作拒让英军重返马来亚,失去类似印尼模式地与日军共拒荷兰殖民军而独立的机会。抗日军曾在日军统流时与英军结盟,而情义结应是其一影响因素。
 
1948年6月20日,英殖民政府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令,马共走入森林武装抗英,华人在紧急法令下受苦挨难,陷入水深火热境地,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目的争取华人利益,也表明反共立场,不与马共同流。
 
马共被英殖民政府宣布非法后,马华公会的成立,正合马来亚时宜,符合绝大多数华人的需求。马华公会与巫统的政治结合,在战后马来亚的政治发展,居于主流与支配地位。(注11)
 
在日军投降之时,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冲突,在日军的挑拨下,时有发生,而马来人与华人之间长期存在的文化、宗教、经济、社会等差异、矛盾与偏见,亦是种族关系紧张的伏线。
 
1948年英军的迫害行动,使华人在紧急状态下饱受苦难折磨,刚直方正抗暴者多被驱逐出境,一般勤劳俭仆的老百姓陷入无奈的困境,普遍上都有要求摆脱苦难的安定和平愿望,并重视与友族和谐共存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马华公会的出现,以及与巫统合作共争政治独立的组合,正符合了大多数人的需求。
 
50年代争取独立谈判之时,马华公会与巫统多次召开圆桌会议共商合作对策之时,双方大致上都体现了“贵和”的愿望,重视各民族间整体和谐的精神,充份通过彼此合作的关系与处理方式表达出来,体现了以和为主的“和亲”文化心态。
 
这时期,大多数华人的国家认同意识,已从过去的“侨民心态”转为效忠马来亚,民族气节的中心与爱国主义的核心都情归马来亚(马来西亚),已是这里华人政治上爱国主义精神思想意识萌芽的转捩点。
 
到了57年独立之际,马来亚华人爱国主义精神的情怀,从骨肉受、乡土爱、家庭爱、到民族爱、国家爱,一切都在独立时至独立后各民族长期的和谐濡沫交流过程中,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得到了充份的发展和表现,形成马来西亚华人引以为自豪的马来西亚爱国主义内容。
 
马来西亚华人民族爱与国家爱的精神是丰富的,不论建设家园、开拓个人事业,发展地区经济,投身文化建设,参加政治活动,都在国家主义精神的贯澈下,以满腔的热情,积极维护民族利益,开拓和发展民族关系,加强民族之间的合作与往来,反对民族侵略和民族压迫。
 
4.3.独立后至69年华人的政治意识与特征
 
通过和平谈判手段取得的独立并不完整,新殖民主义的控制,统治者的威权镇压手段,恐共反共心理的反弹,以及教育上的同化倾向政策被视为一种民族压迫,引发许多异议的声音与抗衡的政治行动。
 
由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劳工党(华基)与人民党(巫基)组成的社阵,获得左翼运动人士与许多下层人民的支持,在宪制合法政治斗争中,给予当权者华印巫联盟巨大的压力。
 
1964年大选前,印尼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对抗马来西亚,两个邻国关系紧张,当权者善于引发人民爱国主义的情操,呼吁各族团结御敌,许多华人恐惧“印尼排华”,以“两害取其轻”的心态,在大选中发挥爱国主义精神投票支持当权政党,原先对“倾向教育同化”政策的不满搁置一旁。
 
但,1965年后,马印两国对抗结束,教育问题成为许多华人关心的重要课题,当权者的镇压与逮捕手段,更激发阶级情怀的激情抗争。
 
然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出现,马来西亚不少华人青年的引进与跟风,批左运动与反右斗争的斗臭激烈言行,连被关在集中营内的受难者也要斗倒,致使左翼阵营内部严重分裂。(注11)
 
1969年5月初,劳工党林顺成被视为烈士的吉隆坡万人葬礼大游行,已是巅峰状态,过后左派则陷入崩溃局面。执政党虽面对反对党阵营的沉重压力,仍能在1969年大选以过半数的议席蝉联执政权。
 
然而,代表华人的执政党马华公会则在1969年大选中蒙受严重挫折,以不受华人支持委托为理由而拒绝参与政府阵营,后虽因“513种族冲突事件”发生后,为免华人权益受剥夺而受邀重返内阁,但因国议席减少,代表华人的政治实力已被华人选民自己削减,而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局面,华人政治地位因之低落。
 
相反地,巫统充分利用“513“事件时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通过控制下的军警接管,停止议会民主。华人的处境更是无奈,一切都无言对苍天。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穷则变的思想萌生。
 
而左派翼阵营也从此在议会民主斗争中步向冬眠状态,反右斗争恍若“功成告退”,自动在政坛中消声匿迹。
 
4.4.《五一三事件》后的华人政治意识与特征     
许多华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昂,因教育问题而在1969年大选中拒绝支持马华公会,目的为了恢复民族语文——华文的地位,却受到马来民族社会的疑惧和反抗。
 
“513事件的发生,便是华人社会想要扩大政治影响力而被土着痛痛回击的一个例子。无政治力保护的少数民族,有如丧失甲罗的螃蟹,…………”(注12)
 
也有的华人民族主义者的言行,被视为华人的“民族过份优越感,对土着民族之宗教、文化、语文、风俗习惯等,产生轻视心态,不愿子女被强迫学习他们过去所蔑视的土着语文及文化,一名董教领袖曾在公开场合演讲﹕“我们有龙眼,他们叫什么,叫猫眼”,言辞中的轻蔑心态,由此可见。一些华人重视作为国际语言的英文,但若与土着语文相提,则转而重视母语(华文);也有不少华人视母语(华文)有一种近乎神圣的价值,面对语文教育产生问题,则是一大困境。(注13)
总之,1969年的局面,在政治意识上,华人不满特权与倾向同化的教育政策,而马来人也不满政府执行同化政策不彻底、对华人妥协。“513事件”的结果,华人地位更是衰退。
 
1971年,国会民主恢复,马来政治领袖没有强行实施同化政策,而要在马来特权与马来语(国语)优先原则下,达成各民族统合的目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期解消华巫两族之间存在的经济差异,一面扩大马来语的使用范围,规定国会与大专院校与中学全面以马来语为主要媒介,英文中学改为马来中学;又以大专院校的马来大学生在69年前不到总数5%为理由,视为教育上的不平衡,实行种族固打制,规定大专深造录取之种族学生,须根据种族人口比例。此后,许多华人子女就面对深造无门的苦境。
 
这时期的华人,普遍上都有遭受“二等公民”待遇、受到不合理对待的感觉。中华总商会会长李延年在70年代末曾非议华人面对“二等公民”的厄运,而首相胡申翁反而申诉马来人贫穷困境,并指他已成为百万富翁,不应自称“二等公民”。
 
华人执政党——马华公会自1974年由新任领袖李三春掌权后,一改过去政治作风,走群众路线,要摒弃过去“头家政党”形象,改为华人“全民政党”,发起民族自强自救运动。
 
在教育上进行拓展民族教育,1979年与巫统领袖摊牌纠正不按种族比例录取新生的黑箱作业行为,在80年代初力抗“三M事件”以防华小变质;在文化上继续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以坚持反对舞狮改为舞虎为典型事件来抗衡同化措施。
 
在经济上发起大企业计划,提倡经济自强自救,并以成立了马化集团来操作营运作为示范,并迅速扩展为华族的一支强大经济舰队,中外刮目相看,获得许多华团支持与响应、跟风汇成热潮,这运动被视为华人另一场空前罕见的团结行为。
 
然而经济上的商业操作,因良莠不齐、缺乏管制而弊端凸现。1986年的经济衰退,引发了危机,马来当权者的警惕与疑惧心态,从勐烈抨击到关闭禁止,华人经济自强自救运动遂被腰斩。这是两族民族主义的无形较量,在马来民族主义的压力下,华人的民族主义逐渐衰退。
 
回顾80年代马化集团扩展累积的资产,短短10年内有50亿之巨,在国家机器压制下,被廉价拍卖,仍有许多千万剩余,一些官商结合者则个人从中得益,殊为可叹。观之近20年后之今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若民族经济自强自救运动迄今仍能继续操作,应正是整体经济向海外展示竞争力大好时机。
 
也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以董教总为首的一批华团,并不反对马华公会的自强自救运动,另掀起一股民主化政治斗争的热潮,从华团文化大会到15华团宣言、成立民权委员会,鼓吹民主与人权政治运动。
 
董教总与雪华堂等的组合,力谋政治突破策略,从1982年董教总加入执政党成员之一的民政党,以“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旗帜为号召,到86年转向支持回教党,80年代末转而领导倡议加入反对党民主行动党,鼓吹两线制。政治上的急功近利心态显现。董教总等这些政治上努力奋斗,都面对挫折。
 
左翼运动方面,自70年代以后步入“冬眠”,许多左派人士有比较冷静而深刻的反思,他们早年的人格底蕴,使他们很快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突破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教条框框,配合现实环境,吸取经验教训,直接间接影响周围与下一代人的思想成长。
 
4.5.90年代后迄今的华人政治意识与特征
 
1988年10月1日,马华公会领袖林良实因不满政府在未经协商下草拟90年代后的经济发展政策,离开内阁出走抗议,巫统领袖作出让步调整,接受马华公会的意见,成立“国家经济协商理事会”。
 
马华公会提呈“大马团结蓝图”,并展开策略性的谈判与协商,这时正是国际与国内因素影响极为重大的良机,美苏两极格局崩溃,苏联阵营解体,马共部队放下武器、中国开放措施,都起着一定程度的影响作用。
 
马华公会的努力没有白费,政府较后决定作出让步,推行较开放的“国家发展政策”,取代已实施20年的“新经济政策”,在政经文教各领域采取对华人稍为有利的开放政策。
 
马华公会在80年代因经济自强自救运动上蒙受挫折后,经一段时间冷却,另采的政治策略,在华人内部澹化过去的抗拒与高调的方正作风,转为圆通关怀的亲民的方式。
 
从90年代开始,马华公会在教育上又再努力扩展拉曼分院,推行教育振兴运动,力争修改教育法令,为独中华小筹款,协助民办学院——南方、新纪元、韩江等学院获准注册,付出了诚意和努力。
 
在“贵和”方面,马华公会也加强华人内部的合作关系,主动与华团联系与交流,联合发起华人思想革新运动,探讨加强华人团结、维护权益、提升素质的计划。
 
1997年,亚洲爆发区域金融风暴,马来西亚不能幸免,马华公会与华团联合发起爱国运动、举办爱国大集会,负起安定民心的任务。
 
步入21世纪,马华公会申办的拉曼大学,于2001年7月获准建立。马华公会筹获2亿元基金建校,为华人子女提供另一个收费较廉宜的大学深造途径。
 
2002年5月,首相马哈迪宣布小学数理科改用英文教学措施,马华公会与华团不同意。面对压力的马华公会与民政党,通过谈判协商,暂以2-4-3方桉作为双赢方桉,认为可保住华小不变质,又可增强华小生英文水准。董教总则担心2-4-3方桉的实措过程会为华小变质开来缺口。2005年,教育部推行第二阶段的小学用英文教数理措施,经与马华协商后,实施6-2-2方桉,华总与商联会大致上同意,董教总仍不满意。这事件尚未平息,各方仍在努力克服中。
 
从2000年起,马华公会高层因内阁官职不足分配,引发党内不安,再因收购南洋商报事件,出现一些华人知识份子的抗议行动;党内分AB队,且发生武斗溷乱现象。
 
2003年5月,黄家定接任马华公会总会长后,推行党内民主化改革措施,规定高层领袖党职任期不超过9年,内阁部长官职任期限两届等,为马来西亚政坛首倡政治民主化风气。
 
5.结论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文化特征
 
二战后的马来亚至马来西亚历史,大致上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历史,不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还是现代民族主义。从上世纪40年代末至今,华人在马来西亚参政的激情与变革,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前人没有做过,其他国家华人没有做过。华人在马来西亚属较少数民族,要和人口占多数的土着一起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如何建立,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先例可循,一切都在实践中摸索。
 
从政治角度冷竣探索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参与,不知有多少波澜曲折、变化动荡、可歌可泣的历史往事,在那不同阶段的大时代中,社会面临转型,华人的政治思想与人格,不仅与政治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而华人内部之间也面临巨大的矛盾,在不同程度上周而复始的更替。我们的观察与立论,不能单凭一贯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想,也不能偏见与短视,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得从全局观点出发。
 
由于有历史关系问题,因为没有解决,许多华人的政治参与,一开始就背着包袱,不能轻装前进,这是难以撇开的无奈。在探索时,就必须了解有些历史问题,是不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勉强解决,这代人解决不了,就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能看得清楚。
 
一般华人老百姓总是祈望国泰民安、生活容易过,生意容易做,一家大小平安无事,这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要以政治稳定为先决条件,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社会安定,没有动乱。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就难让各族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难以享受到和平、幸福与繁荣。
 
必须指出,华人的性格,有不少具有双重性。宗教方面﹕社会层面重儒,个人层面重道或佛;教育方面﹕在外崇华教,在家讲英语,子女读英校;政治方面﹕社交场合谴责政府,投票时选票给执政党。
 
但,倘若有侵略者,有外侮,则秉承忠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华人,是不能同意以牺牲国家与民族利益,借口“稳定”来换取“奴治”的,这是华人做人之本,传统的方正气概,做人要有正气的优良品质。
 
“方正”是堂堂正正做人的精神背梁,但,只有“方正”是不够的,还要有“园通”的包裹,需要掌握为人处事与从政的方法与技巧,才能升华品质。
 
这百年来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参与,毕竟太宏观,若大小繁琐皆钻研,可发觉不少缺点、局限、劣根性、心术不正作风、尔虞我诈、肮脏手段等政治沉痾,这些都是负面、消极的,不是主流。
 
许多沉默的华人,特别是乡区小镇,在政治上保持隔离的智慧,投票时支持政府,站在政府这一边,而又非阿谀之徒,他们有能守护独立公正立场而不失批判意识的豪气。
 
在华人从政的漫长岁月中,有各式各样杰出人才涌现,可看到有覆巢之下求完卵的责任心;有乘胜即收以求安定的有理有节手腕;有不露锋芒、私下谈商比桌上谈判取得更好效果的对策;有委曲周旋、力求和敦安好以免两败俱伤的局面;有审时度势能忍辱负重、敢冒华社大不韪、敢担当的政治领袖;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自我牺牲勇气;有善唱高调、燃火过瘾、乐于监督而不承担的激昂;有“两害取其轻”、妥协退让以唤取喘息求存发展时间的智者;有放弃过份执着而能引导人们在变局中求存,有顺应大势抓关键的能者;有虎口夺食、怒批龙甲、敢于斗争的勇者;有审时度势、顺应社会转型变迁大局的经世之士;有善于讨价还价,抗上有方的巧者。他们的政治参与历程,都可构成一套丰富多彩的华人历史故事。
 
但,不论如何,政治上的实践,不论如何谨慎、调整、变革,追根究底最终依靠的毕竟还是政治实力。
 
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参与,在上世纪末,已趋向澹化过去反帝反殖反封建的社会主义理想思路,而倾向民主人权的高调。综合其漫长岁月中的政治文化特征,撇开政治文化负面因素的警惕,有关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存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不少特征,特别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发有为、勇于进取的高尚品格。具体表现在下列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华人移民至独立)
这阶段的华人政治文化特征,可以这8个字来精简概括其动态主流﹕
“忠义抗暴.方正自强”
 
第二阶段(从独立后至今)的政治文化特征则是﹕
园通变达.关爱务实.
 
上述这两个不同的阶段,皆贯穿以中庸思想为中心,两个基本点﹕
“实事求是
       和平稳定”
 
这样的概括,焦点集中在肯定积极意义的作用,大致上基于一种包容立场而提出,不论对错。也许这论点可能会得罪一些人。我们现今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容易使人动辄得咎,而这种环境气氛则是政治偏见及两极思想意识格局的尖刻批判的营造。
 
(完)
      
(注1)(英)布赖恩.拉平着﹕《帝国斜阳》第
       200-201页。
(注2)郭仁德﹕“评陈平回忆录”第四篇〈马共抗英战争的历史作用〉,刊于南洋商报2005年2月15日言论版。
(注3)巫语“默迪卡”,即独立。
(注4)印度社会也在稍后扮演重要角色,其代表政党印国大党在1955年初加入华巫联盟,改称为华巫印联盟,共同合作争取独立。本文着重评述西马华巫两族关系及华人政治发展,故印人与东马的卡达山人及达雅人等,皆略而不叙。
(注5)英国殖民地大臣博伊德致函里特勳爵(马来亚独立宪法委员会主席)内容。
(注6)星洲日报2005年12月17日刊登〈首要全球和平论坛〉新闻报导,有学者指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借贷援助,使贫穷国家为此付出更沉重代价,并丧失自主权。
(注7)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演讲集,第29页。
(注8)曹云华、许梅、邓仕超着﹕“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第69页。
(注9)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双月刊,总第94期《国民阵线与马来西亚大选》(廖小健文),第16页。
(注10)《文道月刊》第115期(9/93)期,郭仁德﹕“华巫两族的恐惧与不满”,第5至8页。
(注11)廖小健着﹕“世纪之交马来西亚”,第165页至170页。
(注12)崔贵强、古鸿廷合编《东南亚华人问题研究》导言,第1-2页。
(注13)陈炳权编着《从思想的交锋看——反右斗争》。
(注14)学者宋明顺文﹕《东南亚华人及其前途——民族主义与社会的冲击》。
(注15)同注12。
 
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参与及其文化特征
 
郭仁德
(23-12-05初稿)
 
 
目录
 
1.    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                           1—7
       1.1. 引言
       1.2. 马来亚独立的历程与方式
       1.3. 英殖民统治对马来亚政治发展的影响
       1.4. 新殖民主义的制约及影响
       1.5. 冷战后国际社会发展的影响
       1.6. 小结
 
2.    马来西亚的国情与政治参与        7—13
       2.1. 民族政治参与的空间
       2.2. 政治制度的制约
       2.3. 殖民统治历史遗产的制约
       2.4. 马来王权封建社会历史的制约
       2.5. 选区划分的制约
       2.6. 华人自身因素的羁绊
       2.7. 小结
 
 
3.    马来西亚华人参政的一些问题           13—29
       3.1. 界定“马来西亚华人”名词
       3.2. 华人参政的类型
       3.3. 华人参政的时代责任
       3.4. 早期华人参政的国家认同
       3.5. 90年代后期华人参政的变迁      
       3.6. 华人不同群体的不满与疑惧
       3.7. 华人支持政府的历史原因
 
4.    华人政治意识不同时期的表现           29—41
       4.1. 二战前的华人政治意识与特征
       4.2. 日军侵马至独立前的华人政治意识与特征
       4.3. 独立后的华人政治意识与特征
       4.4. 《五一三》事件后的华人政治意识与特征
       4.5. 90年代迄今的华人政治意识与特征
 
5.    结论                                         41—45
       ——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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