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份子论 |
updated: 08/05/2002 12:04:47 |
作者：骆静山
知识份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光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
──殷海光
谁是知识份子？
现代教育的大众化、系统化和专门化，允许智力平凡的人吸取学术上重要的结论，完成高等教育，而成为科学家、医生、律师、教师和工程师等。然而拥有学术资格 和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并不一定是知识份子；真正的知识份子并不把学术完全当作一种啖饭的工具，他们是唯一觉得随俗浮沉的生活太过无聊的人。
德贝吾说：“所谓知识份子，是藉独立思考参与国家大事、指导事务、做礼拜、观剧、参加音乐会、谈论科学和读书的人。”（注1）他所指的是欧洲传统的知识份子。
《时代周刊》曾经举出下列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份子：
第一：一个知识份子不只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他必须有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并且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
第二：知识份子必须是他所处的社会的批判者，也是既成价值的反对者。
根据《时代周刊》的看法，学有专长的博士和大学教授，早已不能自动成为知识份子；至於专业人士，除了一些例外，更从来就不被当作知识份子。（注2）
矫挽末流，抨击现状，这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古今往来，几乎所有称得上知识份子的作家和诗人都不满他们周围所见的世界。譬如屈原、曹雪芹、托尔斯泰和哥 德，假如他们不揭露世间的不平和人性的堕落，他们就不会写出不朽的作品。伟大的文学家如此，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更是竞相针砭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如果孙中 山、甘地、爱默逊、梭罗和尼采这一般人不是有所反对，他们便不成其为政治和伦理学者了。
华裔社会的弱点
并非任何社会都能产生伟大的知识份子。古希腊的自由城邦、欧洲中世纪宁静的僧院，以及中国古代的独立书院，都是知识份子的温床。今天大马华裔社会的经济结 构和教育系统对学术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尽管教育发达，这一个社会始终不能产生一个真正的知识阶层，这似乎是它最大的弱点。
在中国的大地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产生伟大的知识份子。这些名列四民之首的知识份子多出自民间，而不出自历代的官学；例如明末的顾炎武、黄梨洲、王船山和颜习斋等所谓：“岩穴之士”，都没有被现实政治糟蹋过，也没有被功名利禄腐蚀过，所以思想上最为坚卓。
科举制度和现代文凭主义的教育，都汨没了年轻人的性灵，所以很少产生有感受性的知识份子。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只受过3年的学校教育，却是他那一时代思想界的重镇。陈独秀、梁漱溟和钱穆等人，都没有考取大学学位，但是他们都是现代中国光芒万丈的知 识份子。
那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巴达耶夫给“俄罗斯知识阶层”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
“知识阶级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阶级，属於这阶级的人，全部受观念的影响，并准备为他们的观念而面对牢狱、苦工及死亡。”（注3）
作为理想主义者，知识份子所追求的是灵魂而非财富，创作而非交易，结果他们在这个庸俗的世界上，往往寻不到欢乐。
知识份子的本质
中国传统的知识份子注重气节，能舍生取义，他们讲求风骨，不趋炎附势。进则建树功名，致君泽民；退则遁迹山林，栖心玄寂。
不满现实是知识份子性格上的一个特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陈独秀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中国知识份子的典型，胡适说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他发觉孔教违背 时代精神，便反对孔教；发觉第三国际不民主，便反对第三国际。在新文化运动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他，最後居然成为一个没有团体，也没有朋友的人。他的一生可 以说是一个现代中国知识份子的典型悲剧。典型的知识份子都具有“民胞物与”的情操。俄罗斯知识阶级之父，生活在18世纪的拉古希柴夫 （Radishchev）说道：“我的灵魂因人类的痛苦而受了伤害。”他强调自由、公道与真理对人类生活的重要。他的着作一出版，他便被逮捕，最後服毒自 杀，成为俄国为人民争自由而牺牲的第一个作家。
毫无例外的，知识份子的感受性都特别强烈。他们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都具有炙人的热忱。爱恩斯坦（Albert Einstein）说：“对我个人来说，在人类生活的壮观行列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政治细体系，而是有创造力、有感受性的个体和人格。当一般群众 的思想陷於呆滞，感情陷於麻木的时候，这种独立特行的人却能够创造出崇高与卓绝的东西。”他慨叹这一代的人缺少上一代那种为了争取自由而甘愿忍受痛苦的意 志和伟大的牺牲精神。（注4）
那经常在指引知识份子向前迈进，并且使他们充满爱心的理想是甚麽呢？爱恩斯坦说：那是真、善、美。他说：似追求舒服与快乐为目标的生活，从未吸引过 我。……我觉得占有。外表的成功、出风头、奢侈的生活都是无聊的东西。我深信一种纯朴和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对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注5）
明代的吕坤把一切人物分成3级，第一级是深沉厚重，其次是磊落刚勇，再後是聪明才辩。伟大的知识份子必定属於第一级。知识份子怎麽会养成深沉厚重的性格 呢？现代圣人许怀则说：“当人类觉察到自己的生命是附属於世事演变的过程以後，便从塑造其存在形貌的机运里赢取内在的自由。所谓内在的自由是指个人有力量 面对其命运中的每一件艰苦遭遇，从这些逆境中磨练自己，使自己成为更深刻、更内向的人。这些艰苦净化了他，使他变得冷静而平和。”（注6）具有这种性格的 人，一定不趋风气，不趁时局，诽之不忧，誉之不喜。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平静的心灵置放在这些变动不居的基础上面。
知识份子的任务
在市侩的眼光中，不计个人的荣枯，而试行追求真理的人，都是多余的书呆子。工於谋己的人，坐享文明的生活，却蔑视作为文明底保姆的知识份子。汤恩比说： “知识阶级为它自己的人民厌恨和轻视，因为它的存在，对於他们是谴责。”（注7）诚然，知识份子代表一个社会的良知，他们憎恨庸俗、妒恶如仇、惯常地抨击 他们同胞的种种劣根性和丑态。不拘孜孜为利的市井小人，或者贪得无餍的大人先生都不喜欢他们；任何偏邪的势力，对他们更是怒目相视。想一想，假如孔子是一 个随波逐流的人，以他贵族的背景和丰富的学识，不难得到高官厚爵，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可是他偏偏要高唱“春秋大义”，辨明君子和小人，引起乱臣贼子的惧 怕和反感，怪不得他到处被人排斥，落得像一只丧家之犬。
培根说：“苦无穷窭学子扶植人类的文明，维系人类的尊荣，则王公大人们的安乐奢侈，早已使人类复返草昧，退归野蛮了。（注8）这位历史上有名的大学问家讲出了知识份子常常被忽视或者被低估的功能。
作为文化的监护人，知识份子并不一定是任何文化部门的专家；他们是一些渊博多闻。高瞻远瞩的通儒，常常以审美的与道德的理想来做衡量一切的标准，只有像他 们这样周览文化全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能给学术提供领导，为时代思想指示方向。他们能够辨认社会的根本问题，并试图寻求答案。一个社会的重要事务，如 果缺少知识份子的积极参与，这个社会对它的重大问题，便会失去一定程度的知觉和洞察力。
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如果说知识份子在社会上有任何作用的话，那便是面对着大家都诉诸情绪时，他依然能够保持一种冷静而不偏不倚的判断。”真正的知识份 子必定能够凭着他的良知和远见，针对国家社会的问题，提出明确的观点和主张，他不会迎合流俗，人云亦云。
凡夫俗子只能看到自己，汲汲於功名利禄，他们所想和所做的，无不以个人的利益为依归。只有真正的知识份子才能舍离个人的欲念，超越时空的限制，明辨是非， 讲求正义，追求天下一家的理想。一个社会的灵魂就是由这种知识份子铸成的。试看希腊社会处死了苏格拉底以後，它便丧失了它的灵魂，结果逃不了覆亡的厄运。
今天华人的知识份子是从古代的士大夫递嬗演化而来的。古代那些好勇斗狠的军人，或者放辟邪侈的流氓，虽则可以从马上得天下，却无法从马上治天下。他们篡夺 政权以後，自然需要知识份子来为他们的王朝制定典章，管理百姓；所以历代都有为士人而设的营身阶梯。“三代以上出於学，战国至秦出於客，汉以後出於郡县 吏。魏晋以来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清出於科举。”（注9）
攀登了社会阶梯以後，士人形成一个“辅治阶级”。庸碌之辈，只是成为统治者的工具，而优秀的士人，多能根据圣经贤传所教导的．竭力促使统治音施行仁政，把 道德的精神灌输到整个帝国的体系里。他们学而优则仕，显达时不忘大同世界的理想。宋朝名相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表露出传统 知识份子的伟大襟怀。跟他同时代的，那个出入佛老，终归儒家的张载教导後学时，总期望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 话里充满了一种历史的使命感。
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旨是在成就道德，而不在成就知识。一般来说，道德、学问和文章被认为是一个读书人的最高价值所在；因此饱读诗书，风骨嶙嶙的知识份子常常能凭藉不畏强暴，耿耿忠贞的气节，而树立一个道义的权威，去缓和统治者的暴戾之气，使百姓少受暴政之苦。
华裔知识份子进退失据
今天大马华裔社会偶尔产生的知识份子之中，那些受过5000年文化薰陶的，在气质上和思想上，多少总带着过去士大夫阶级的烙印。但是现在生活条件已经改变 了，他们面对一个崭新的环境，既很难出仕，又无法归耕，更缺乏独立自主的学府给他们庇护、容忍和理解。他们一方面遭遇一个文化认同的危机，另一方面又要面 对2个畸形的低级趣味的社会。在这个进退失据的时候，他们哪里还会负起文化的包袱。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份子，除非偶尔得到政治上的机遇，否则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都是非常可悲的。历代能够得君行道的士人，屈指可数，而被污辱、被折磨、被放逐和被杀戳的，却史不绝书。
史宾格勒认为一切政治都是反道德的，那些讲正义与真理的人，往往被唯力是视的人击败，他说：“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老是爱好强者、力量充足者和能够自保 者，世界法庭常常牺牲真理和正义，以迁就势力和种族，并且对於那些视真理比需要更重要，视正义较权力可贵的人，施以死的刑罚。”（注10）自18世纪的启 蒙运动以来，富有创造力的知识份子都背叛了这种冷酷的历史和文明，他们渴望改造这个世界，并深信这个世界是可以改造的。虽然到了19世纪，思想界产生一股 复古主义的逆流，但是无论是向左转或者向右转，大家对现状的不满，却是毫无二致的。
在专制的政体下，当危疑震撼之秋，知识份子很少有机会以集体的行动去挽救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东汉的大学生、唐末的清流和明代的东林复社等等，都在结党的罪名下，惨遭杀戮。
所谓历史精神就是殉道者的血和泪化成的。首阳山上饿死的伯夷和叔齐、葬身鱼腹的屈原，以及从容就义的文天祥等等数不完的自我牺牲的人物，在人类的贪婪、自私和残暴所造成的黑暗中，闪耀着一丝丝人性的光芒；没有了他们，由华文化就会失去它的风格。
知识份子不断遭受周期性的幻灭，他们的梦想常常为两种现世的力量所粉碎，那就是上面的横暴的统治者和下面的蒙昧的群众。因此在现实世界中，他们往往一筹莫展；他们生活於未来，有时生活於过去，过着蹇蹙淡漠的岁月。
希腊的哲人比较幸运，他们生长在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繁荣的城邦、产业的收益或国家的津贴使他们衣食无忧，可以利用闲暇来追求知识。他们虽然热心政治，却并不以升官发财为鹄，所以能够树立以社会立场，而不是以统治者的立场去谈论政治的优良传统。
中国战国时代出现的“游士”和“养士”，因为土里无根，所以朝秦暮楚，把学术理论当作逢迎主子的工具，因此对文化的贡献，远不及希腊的哲人。
知识份子，只有当他们在社会上具有立足点，有所不取的时候，才能保持对政治不偏不倚的观点。2000年来不习武事的知识阶级能够跟统治阶级相抗衡的凭藉， 根据钱穆的说法：“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为门第，东汉两宋为士风，元明清三代皆汲宋儒遗脉，而所得深浅不同。”（注11）说穿了，门第也罢、士风也罢，还不 是靠田园来作後盾。陶渊明如果没有“将芜”的“田园”，他难免要乖乖地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
知识份子受苦受难，只因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能接受一个不公道和不完满的世界。他们坚信改造社会是他们神圣的任务，常常在黑暗的时代里，燃烧自己，照亮 别人。例如伏尔泰（Jean Franc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和卢骚（Jean Jacques Rousseau）这两个大思想家为了主张天赋人权，批评当道，结果不是被囚，便是逃亡，一生坎坷。但是他们的思想力量却造成法国大革命，为人民带来了新 生。
历史的两种根本力量是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知识份子往往是这种矛盾的历史环境的牺牲者。当现状太过不合理，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的时候，他们便以救世者的精 神出来领导群众，进行改革。但是群众是有惰性的，他们不会长期牺牲现世的享受，跟随知识份子去追寻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乌托邦。於是当改革的狂风暴雨过後，跟 随在观念人物背後的行动人物便脱颖而出，夺取领导权，使动荡的社会安定下来，以适应疲劳的群众的需求。这时候，作为观念人物的知识份子便常常被淘汰了，於 是社会又恢复到维持现状的局面，这是近代世界历史恒常的规律。
知识份子就是常常这样的陷入可怖的命运之网中。
附注：
（1）J.G.De Beus:《The Future Of The West》。
（2）“The Flourishing Intellectuals”（Time, May 21, 1965）。
（3）Nicolas Alexandrovich Berdyaev:“The Russian Idea”。
（4）林衡哲译：《20世纪智慧人物的信念》。
（5）同注（4）。
（6）Albert Schweitzer:“Out Of My Life And Thought”。
（7）A.J.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Ch 18”。
（8）培根（Francis Bacon）：《学问的进步》。
（9）引自《东坡志林战国任侠论》。
（10）Oswald 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 Ch.X I V Ⅲ”。
（11）钱穆：《国史大纲上册》。
骆静山先生曾於1981年写了一篇题为“知识份子论”的文章，刊在南洋商报的商余余版（4月30日及5月1日）。
这篇文章的内容，对知识份子的本质和任务，有精辟的评析。这些论点最近一再在南洋商报言论版被引述，受到华人社会广泛的关注，甚至有多位读者来函请求把骆先生的作品，重新刊登。
当此华社正在关注知识份子对社会的贡献的时刻重刊这篇文章，是深具意义的。
编者
（南洋商报，1985年8月23日至24日）
取自：知识份子与社会文化（本书增订本全文将在2002年初由孝恩文化基金会在网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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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转载请联络孝恩文化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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