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構圖，是把鵪鶉和菊花配在一起，另外還要有落葉。原本落葉的意境在詩人眼中常是俗秋的離情寓意，不是很好的意頭。但是，對於講究諧意的民間吉祥象徵，一旦落葉和鵪鳥及菊花配在一起，卻是另一番好意頭：“安居樂業”。
《後漢書·仲長統傳》記載：“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世界上由古到今，不論是當政者或老百姓，都知道一生人最稱心如意的事莫過於“安居樂業”，也就是説，家庭生活過得安穩，工作也做得稱心如意，可以養育子孫，也確保了天下都是如此，大家太平無事。对许多历经战乱和天灾的人来说，这可是人生最美的梦了。
馬來西亞人最常見到和吃到鵪鶉蛋的地方，可能是那些讓人們自由選擇一串串食物自行涮火鍋的“樂樂”檔。当鵪鶉蛋成为這樣一种在路边吃一两串，只求口爽、不必温饱的吃法，而且隨時都可以吃到，也就很容易讓我們忘記了，原來在某一個時代，吃鵪鶉蛋是一种社会礼仪，和送行與洗塵有密切關係，是一種以物寓意的吉祥象徵。原來，在中國一些地方，“鵪鶉”的發音與“安全”的發音接近，因此，吃吃鵪鶉蛋，也就是祝大家一路上圓圓滾滾、安安全全。当然更不记得它是安居乐业的寓意。
坦白説，當我們一直在用“鵪鶉”這個詞去稱呼这些小鸟時，我們可能已經因为習惯使用這一統稱，以至忘記了鵪和鶉在古人眼中其實是兩個品種，不是同一種鳥。牠們不似“鳳凰”或“鴛鴦”，一个名称是两个词的组合，前后两词各自有雄雌之分，“鵪”和“鶉”確確實實是兩個品種，不同樣的鳥。
其實古代的人也不是不懂，但是卻似乎已經慣了，也叫得樂此不疲，因此就硬是要把兩種品種稱為一種。李時珍這位硏究如何把鵪鶉入藥的中醫藥理大師就做過一個詳細的分辨，説明：“鵪與鶉兩物也，形狀相似，但無斑者為鵪也。”
原來鵪是沒有斑點的。而且，鵪也較大，而且腳長。
李時珍又説：“鶉大如雞，雛頭細而無尾，有斑點，雄者足高，雌者足卑。”
不過，民間喜歡“鵪鶉”相稱，已经成为了習慣，到最後，兩種鳥被叫成一種鳥，所謂“鵪鶉”其實还是人們較常見的鶉鳥。
民国初创时代出版的《辭源》当然是繁體字版本，而且用字韻而不用注音符號，裡頭的條文還是把鵪與鶉“分类合説”，“鵪”字的注解，就解説“與鶉異種，狀亦相似，惟羽無斑點，頸腳皆長，棲息於茅葦之間，捕食小蟲魚。”注解中兼題到“鵪鶉”時，又説：“本二鳥名，今多合而為一，詳鶉字註”。同一《辭源》，在“鶉”字的註解中，就稱：“頭小尾禿，且腳均短，性好博鬥，有馴養以為遊戲者，當鵪不同種，今混稱鵪鶉，誤！”
但是，民國時代的《辭源》説的是一回事，解放幾十年後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采用的是簡體字和早已淘汰注音符號的漢語拼音，对很多事物的注解也和旧时代有别了。在注解“鵪”的釋義條文裡，它説：“鳥，頭小，尾巴短，羽毛赤褐色，不善飛，也叫鶉。”到了今天，總之，那些腳短的，較常見的，人們可以馴養來取肉和取蛋的鵪鶉，都叫鶉了。
所以，民间对语文的意义变化其实有极大的话语权，大家都这麽说，意义的指称当然朝这个方向。很多時候，我們也不可避免的發現，其实早在古代以“鵪鶉”為主題的吉祥圖畫裡，畫師也是早在李時珍時代之前，已經搞不清鵪鶉，把短腳的鶉當成長腳的鵪畫上去，都當成是借“鵪”字的諧音，尋個“安”字的吉祥意義。
以“鵪鶉”為主題的吉祥圖畫裡，最常見的構圖是一口氣的画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共畫九隻鵪鶉和一株菊花同在，鵪鶉群住在菊花芯裡棲息。這里头的一段典故，來自《唐書·孝友傳》的記載：張公藝，九代人同居，唐高宗親臨祝賀，問他家人和睦相處的秘訣，老人家就連寫一百多個不同體的忍字示意。結果，人們把原本好鬥的鵪鶉畫在一起在菊花芯中和睦共處，意思是“九世同居”。
“安居樂業”不能只是吉祥图案里的寓意，它也正是中华民族對政治的一種最基本要求，由此便影響了官場的文化，鵪鶉就由於這一“安”字而成為華人的吉祥鳥。在封建時代，明朝的八品、清朝的九品交官，服飾的補子上常見到鵪鶉的圖案，就是鵪鶉。这大概也是一種提醒和警惕，吿訴這些做官的，他們是最低品級但也最接近人民的父母官，一定要在位內確定人民安居樂業。
（转载自《好运周刊》，王琛发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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