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生物学研究，不断积累新的发现，有很多时候新的发现又会把许多神话都打破了，让原来绚丽的古典世界失去了光彩。例如洋人口中的“中国官方鸭”（Mandarin Duck），就是一种在中国各种瓷器和工艺品装饰上常会出现的形象，
搞得连一般洋人也只记得它的名字叫Mandarin Duck，而忘了它在生物学上有个难叫的拉丁学名，叫Aix galericn-la。反过来，华人心目中的“中国官方鸭”就一直不“官方”，大家也不会把英文的字义翻译过来称呼这种水禽，而是继续称它为鸳鸯，华人的心目中永远把它们看是成情爱婚姻的象征。无奈，现代的鸟类研究生态学者却一再说明，事实上鸳鸯并非成双成对，配偶更是常会变换，而且，鸳鸯群中，雌多于雄。
把鸳鸯看著成双成对或合群，其实历史很早，例如《诗经》的《小雅·鸳鸯》就说：“鸳鸯于飞”，而古人也曾用“鸳班”形容文武百官的排列。不过，这也证明了，在最早有中国文字形成中国文学的流传的时代，也不是人人把“鸳鸯于飞”联想到爱情故事。
古代不一定是把鸳鸯比喻为夫妻，也有把鸳鸯比喻为兄弟的，而且，这样的比喻曾较为普遍，例如《文选》中有“昔为鸳和鸯，今为参与商”，又有“骨肉缘枝叶”之句，显然是一首把鸳鸯比喻为兄弟之情的赠别诗。晋朝人郑丰的《答陆士龙诗》四首，其中第一首《鸳鸯》的序文说，“鸳鸯，美贤也，有贤者二人，双飞东离”，则是以鸳鸯比喻陆机和陆远两兄弟。
然而，在汉代到宋代，把鸳鸯的形象比喻夫妻或情侣的恩爱的文献，也有不少。
在晋朝乾宝《搜神记》卷十一的《韩妻》故事中，就有一则记载说：古时宋国有个大夫名叫“韩”，他的妻子因为长得貌美，竟被宋王夺走，韩在心中生了怨，就自杀了；于是韩妻暗中先使自己的衣服朽烂，到了和宋王登台时，韩妻便从台上下跳自杀，左右要抓住她，但因为她的衣服已经朽烂而失败，宋王见到她的遗书里要和丈夫葬在一起，感到愤怒，刻意要把他们埋在两座相对的冢，不让他们合葬。故事到了这里，就演变成神话式的结局：忽然之间两座冢上边都长出梓木，互相根枝缠连，而上边“有鸟如鸳鸯雌雄各一，桓栖其树，朝暮悲鸣，音色感人”。根据这篇故事，“鸳鸯”和“鸟如鸳鸯”在概念上显然还是有所差别的，而且，如此故事，实在也拱托不出什么吉祥味道。无论如何，晋朝人确实是把鸳鸯看成是恩爱之鸟。晋朝崔豹所著的《古今注·鸟兽》就特别注解说：“鸳鸯，水鸟，凫类也。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思而死，故曰匹鸟”。
将鸳鸯明确的比喻作夫妻，最早出自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诗中“愿做鸳鸯不羡仙”之譬喻，从此在大家心目中鸳鸯又是爱情的象征。其实苏痒也有同样的句子，与卢照邻诗人所见略同：“只成好日何辞死，愿羡鸳鸯不羡仙。”
唐朝的诗人们似乎对这一类以鸳鸯主象征爱情的题有特别多的翩然联想，像李白的：“七十紫鸳鸯、双双戏亭幽”、杜甫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而杜牧的“鸳鸯相对浴红衣”。尤其是“鸳鸯相对浴红衣”，转引到了《四张机》的词里，被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引用，到了今天又变成流行曲的歌词。在古人的用语之中，“鸳鸯”或“鸳侣”成为情爱的形容词，是人们把鸳鸯的生态注入了人们移情寄意的心情。如此，“鸳鸯戏水”可以说是中国人从《四张机》的织绣到一切的手工艺品中最广泛应用的题材，也是人们乐于见到的形象。
把“鸳鸯戏水”构图装饰作为吉祥图象，让它成为艺术品上的艺术作品，早在唐朝已经定型。所谓“鸳鸯纹”便是一种典型的瓷器装饰纹样。在瓷品装饰中，鸳鸯成双成对的出现，又多数是配合“莲”的主题，取“连”的谐音为意头，于是瓷器的模印，刻划、彩绘上的鸳鸯戏水、鸳鸯在水中，常见的大多是以莲花的出现身畔为构图、为寓意，有的是“鸳鸯戏莲纹”，也有的是“鸳鸯卧莲纹”，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有两件各藏在海峡两岸两处故宫，被搬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以明成化的“斗彩鸳鸯莲花纹盘”举世闻名，留在北京故宫的“万历五彩鸳鸯莲池纹瓶”也是稀世奇珍，两件奇珍有朝一日若能重新聚首，是民族文化之幸。
（转载自《好运周刊》，王琛发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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