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崔豹的《古今注》形容鸳鸯说：“雌雄未尝分离，不得其一，则一者相思死，故谓之匹鸟”，如果他是经过观察，除了说文人没耐心看鸟，大概只能说是他个人所见了。以后的人一路延续相同说法，也够怪。实际上，鸳鸯在我们眼中是成群或者双双对对是一回事，但不可能是对着配偶唱“一生只有你一鸟”的那种，而且，还是在鸟类界一夫多妻制的提倡者，只因为鸳鸯群体生态，常是母鸟多于公鸟。
如果从科学根据，尤其是生态学的知识和现代的观鸟记录去找寻鸳鸯的生态轨迹，那麽，“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幻想，可能就要彻底破灭了。原来，世上从来没有一只鸳鸯是如同中国文人笔下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鸟生死相许”，在自古以来的鸳鸯之中，一生之中能从一而终或者像中国文人所形容的殉情的，大概只有崔豹所说的，而且，其说法也不知是他自己以讹传讹，又或者在他的时代是如此，以后一鸳不如一鸳。
然而，直到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还是犯上同样的观察毛病，对鸳鸯有些很奇怪的描写，也认为它们终日并肩邀游，一样认为说，由于鸳鸯有雌雄之分，因此雄的鸣起来是“鸳”声，雌的鸣起来是“鸯”声，（或曰：雄鸣曰鸳，雌鸣曰鸯）。但是，李时珍也在总结他世代流传的一套中医药理论时，认为把鸳鸯的肉鲜用或培干后服用，都有清热消毒、止血和杀毒的功能；所以，李时珍一边告诉大家鸳鸯会生死相许，另一方面也指鸳鸯的肉有治病效果。这可说是客观的医学报导。舍不舍得、忍不忍心拆散鸳鸯，就看病人和医师的智慧与慈悲的程度。
我们有理由相信，鸳鸯在唐朝之后，作为夫妻情深的象征，越来越受到人们广泛接受和肯定，除了有来自文人的诗词渲染的魔力，也可能是受到佛教的影响。
在佛教的《大悲咒经》中就有说：“若有夫妇不和，状如水火者，取鸳鸯尾，于大悲心像前，咒108遍，带彼，即终身欢喜相爱。即得咒语加持，双方因配带鸟羽而夫妻和好。”也就是说，取鸳鸯尾毛，在千手观音前念大悲咒108遍。
实际上，在印度和中国有相似的看法，认为鸳鸯与男女之情有关，在《杂譬喻经》里边，有说一位愚笨者为了爱情被妻子迫他去找优钵罗花的故事。他冒充鸳鸯到国王宫里的池中偷盗，而后被捕时，才想到冒充鸳鸯叫，却已经太迟了。在这比喻中，愚者之愚，显然是陷入鸳鸯般的爱情，陷在爱情的池中，害了他自己。但是，我们再看《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和《佛说观无量寿经》，就会发觉鸳鸯在经中可以变成演说妙法的灵禽，当然净土国度里的动物都与人间有别，是佛菩萨愿力所化，就不可能像现世所见的鸳鸯那样痴情化身，而能宣说妙音妙法。
即使现代科学观察已经把人们认识的鸳鸯生态越搞越清楚，打破我们古代的先人对鸳鸯的认识，但毕竟，我们老一辈人的记忆已经变成文化认知，难以消褪，所以，举凡形容双双对对的字眼，都可能要借用鸳鸯的名字作个比喻，比如鸳鸯瓦脊（互相成对的瓦建成的屋脊），鸳帏风枕（夫妻闺房床头事）、鸳枕（夫妻共用的枕头）。
人们印象深刻的把认为当成认识，坚持认定鸳鸯肯定就是双双对对，甚至把它应用在饮食的形容之上，也是常见的。一些菜色的美名，也因为用了鸳鸯两个字而更添姿采，但不一定名符其实－－例如：让人充满遐想的“鸳鸯嬉水”，应用在菜式的命名，就是既不卖鸳鸯肉，也不曾有水可嬉，只不过是把桂鱼、鸡脯、明虾批片，配黄瓜切片，然后煮汤，再把蛋清打成糊状成鸳鸯及莲逢状。而我们马来西亚本地流行的所谓“鸳鸯炒”，谁也知道是把沙河粉和米粉湿炒在一起互相配出食感，里头绝对不加鸳鸯肉。
而香港人和新马华人的记忆中，还有一种饮料是奶茶加咖啡，以奶茶的滑以配咖啡的香浓－－我们也称这种饮品为“鸳鸯”。
如此大规模的文化遗传造成的各种各样和“鸳鸯”有关的词汇，其实都是把形容双双对对的意思转借到形容各种美好的配搭，也是足以说明我们的词汇和印象难移动，不管鸳鸯是否真的痴情，它也已经成了爱情的象征。
总之，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证明鸳鸯并非忠贞不二的年代，二十一世纪也是鸳鸯受到保护，不再随便给李时珍的后人作入药的时代。但二十一世纪的“鸳鸯”两个字，不只是制成一种水鸟，它作为形容词，实际是脱离了原来指称鸟类的脉络，而另外含有了它所特别形容的意义。
（转载自《好运周刊》，王琛发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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