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不法乩童或神棍騙財騙色事件頻傳，再次引起人們對這些借神之名招搖撞騙之徒的注意。
為喚醒更多人的關注，以免成為神棍下手的目標，《十分專題》特別策劃這個系列，走訪專家學者及業者，讓人對跳乩這項服務有進一步的瞭解，希望能起警惕的作用。跳童，是歷來皆有的事，過去，醫學及科學不發達的年代，乩童在華人社會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患病求醫、問卜解惑，解決家庭糾紛等問題，都可求助乩童。 來到現代，神明也成為人們買字求財的對象，也有擔任感情顧問、學業與事業輔導的角色。 但是，為何過去乩童鮮少為社會製造這種騙財騙色的混亂，現今，魚目混珠的情況卻是越來越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早期有制衡制度
原來，過去有一套制衡制度，監督神職人員，因此，乩童並不敢亂來。
“中國的宗教，本來是有一套制度的。當時，道士、乩童，與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士組成的禮生，形成一個三者相互制衡的制度。”目前在中國擔任國立華僑大學宗教所等單位客座教授的王琛發說。
他指出，這套制衡制度，使神廟信仰可維持以教化人心，同時其活動可持續，與社會形成互動。
道士是知識分子與宗教儀式及教條的說明者，遊走各地區，不收供養，以宗教顧問的身分出現，以及進行祭醮之類大法事，所以與神廟沒有利害關係。道士的其中一項職責，便是在各地訓練乩童，以服務當地社會。
禮生，是主持禮制、規範的人，就像是現今的神廟委員會，他們代表社會上層，是當地有社會地位的人。
“當時，神廟是社會的中心，作為公義、民意的代表，其語言往往通過神說出來，具有公信力。因此，乩童的角色，代表的是公義。”他說。
古時乩童一般知識不高，但具備下乩的能力，可以代表民間與神溝通。他們在禮生監督下活動，跳乩是項服務，而非副業。“這三者或是三壇，互相牽制、互相制衡，例如禮生欺負平民百姓，受害人可到神廟去，通過乩童，請神主持公道。反過來說，在禮生的監督下，乩童即使是跳假童，也不敢假得離譜。”
瞄準一般人心理
另一方面，每隔一段時日前來的道士，法力比乩童高強，也對乩童有監督及約束作用。
在三壇的制度下，乩童跳乩沒有利害關係，加上有眾人監督他，有規範的約束，乩童難以做壞事。
惟，隨著社會的發展，這套制度已瀕臨崩解。王琛發說：“現在三者都脫離了公眾的監督作用。”
有些乩童在脫離監管制度下，走上歪路，有些則是連乩童的身分與技能都不具備，純粹是瞄準一般人敬畏神明的心理，假藉神佛之名遂私人目的。
總的來說，乩童騙財騙色事件，一再發生的最大原因，是乩童已脫離了人們可以控制或是制約他的環境與規範，他們的自主性太強，而社會對他們的約束性則太弱。
神棍 一詞不恰當
借神之名行騙之徒，我們一般把他們稱為神棍，然而，有學者及相關工作者並不認同這個稱呼。
易經河洛理數研究中心學術顧問兼講員王忠文老師認為“神棍”的“棍”字含貶義，指無賴、壞人，因而“神棍”就是不擇手段，以神之名歛財者。他建議以“宗教騙子”替代“神棍”一詞會較恰當。他說，神棍不是屬于某宗教所專有，而是普遍存在于社會人群中。
洪其鴻指出，神棍中的“神”字，與宗教有關，加上個棍字，有褻瀆神明的意思。況且， 媒體與普羅大眾有濫用之嫌，有些並非借神之名行騙，也一律冠之以神棍，並不恰當。
“有些媒體用假乩童字眼，這也不恰當，假的人怎么會吃喝行動？”他比較認同用害群之馬、不法的童身或是冒牌乩童取而代之。
王忠文認為無需介懷“神棍”一詞在各大報章的使用，治本之道在于更積極努力的提升對正信宗教的認知。
另一方面，那些受騙的信徒也要負上一定的責任，他們沒有找正式的人幫他們解決問題，誤信神棍，結果為這項錯誤付上了慘痛的代價。
宗教騙案 冰山一角
馬華公共服務及投訴部主任拿督張天賜近來披露，該部去年共接獲8宗有關神棍的案件，投訴者分別是5名女子及3名男子，其中2名女投訴者聲言遭騙財騙色，余者則遭騙財。
這些案例，只是該部接獲的案例，並不包括向其他單位投訴的案例，也不包括隱而不報的案例，通常，一宗曝光的案例，背后隱藏十數單不曾曝光的案例。受害者尋求宗教騙子協助的理由，一般是生病、改運、驅邪、懷疑丈夫有外遇或是生意出問題。很多神棍騙財騙色案受害者承受不住壓力，而自殺或精神出現問題，部分受害者在事件曝光后，不獲丈夫接受，而賠上了婚姻。
與神溝通 各族皆有
其實，通過媒介與神溝通，並非華人獨有，西方人的靈媒、馬來人的menurun，以及許多少數部落的薩滿，都類似乩童。
在太平天國時期，也出現過基督教的乩童。然而，隨著時代變遷，許多主流宗教都不再強調這一部份。
王琛發指出，幾乎所有宗教都有重要經典，是信仰者在有意識也有個人意志的“靈啟”狀態下寫成的。也因此，這些宗教特別擔心，沒有個人的意志和意識下的“靈啟”，是否真實的是“神說”，又或者是“心魔”、“邪靈附身”等。
佛教的《楞嚴經》所述的“五十陰魔”就是專談這方面的問題、道教43代天師的《峴泉集》及《道門十規》也不鼓勵個人無意識狀態的“靈啟”。
乩童治療 注重整體
乩童的治療，對症下藥的目標，不在“疾病”（disease），而是“患痛”（illness）。
“這種治療，不是技術層面上的醫藥操作，又不僅僅是現代醫學人類學上的‘社會文化治療’（ｓocio-cultural Therapy）或心理治療，而是一種傳統的兼顧身、心、靈、社會整合幾個方面的全人整體治療（Traditional Holistic Therapy）。”王琛發加以解釋。
所以，傳統的乩童的治療，乩童本身是有經過訓練的，而且，進入了所謂“靈啟”的狀態之中，其作為神靈的另一身分臨降在信徒前，就發揮更大的作用：一張符，即是複方的藥物，而儀式及教導，又可同時整治disease以外，造成illness的其他因素。
他說：“只要這個乩童用的是訓練過的、傳統的手法，而不是用現代以化學原料染黃的符紙及致癌紅色顏料，你不能說它只是心理作用，傳統的符法，是有醫理根據的。”
神人合一力量更大
“對于那些屬于在‘臨界狀態’（Boundary Situation）的患者，他們面對的不是disease而已，而是身、心、靈、社會失調，也就是今天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要求的新定義。乩童開方的這一方式，符合病者的傳統與文化思考模式，有很多時候，也許比醫生更有效。
但，也正因為如此，作為乩童以及監督乩童的廟宇委員會的成員，如果知識、道德水平皆低，那么，問題不只是真乩童或假乩童的問題，而是一再有效的醫治，引發人們對乩童的迷信，最終引發后者不求進步的自我膨脹和私心膨脹，造成了乩童與信徒之間不正當的人際關係，也形成社會問題。
“所以，從保障宗教自由、維持和傳承對傳統文化的認同與正確認識，我們需要乩童作為一種‘臨床’的文化因素，但我們希望的是一名有中醫資格的乩童進‘神人合一’的狀態中，發揮比他平常更大的力量，而不是一個連神明來歷也說不清的‘鬼畫符’。”
■古時，道士、乩童與禮生，形成一個三者相互制衡的制度，因此，乩童並不敢亂來。
■現時，乩童已脫離了人們可以控制或是制約他的環境與規範，其自主性太強，社會對他們的約束性則太弱。
■一些神職人員認為，神棍這稱呼並不恰當，當中的“神”字，與宗教有關，加上個棍字，有褻瀆神明的意思。
录自马来西亚《中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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