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琛发
演讲录音整理稿，漳州市图书馆，20-06-2010
四、朱熹与西学配对
1890年代，张之洞开始搞洋务、要改革，清朝这时也一再派人下南洋，这下子，到过南洋的官员们都很惊喜地发现到南洋华人继续讲汉语，还成立不少私塾。虽然私塾的水准参差不齐，其中有很多私塾水平都很差，但是，大家还是会给他写信，而且大家都还是倾向忠君爱国。这对清廷太重要了。地方华人能读四书五经、用中文写信，是地方华人社会对祖先认同的根据。所以张之洞在当时认为，南洋之所以重要，不仅由于它是大清皇朝寻找海外资金的来源，它也承载着大清子民从最早期累积到清末的学洋务经验。清朝曾经把这些人看成刁民，可是在张之洞等官员，重新认识南洋之后，证明刁民根本不刁；清廷所见，这些海外华人还都在读《孝经》，甚至主动遥拜皇统永续。所以张之洞为了能运用这批力量，就建立了一套长期策略。他首先建议设领事；其次，他认识到槟榔屿的重要，这是锁住马六甲海峡出口处的国际港口，张之洞于是建议朝廷要通过领事馆支持槟榔屿华人设立学校，教导四书五经、教大家紧抱礼仪人伦。
槟城不是已经有了其他学塾吗，张之洞为什麽还要设立义学？因为他是真的看到了问题，当时设立的学校都太小，能够容纳的学生很少，而且都是私塾，这些私塾随时都可以停办，毕竟接不上清朝的国家教育体制。我们可以发现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反映着张之洞的思路一路实现，在他把这理念提出来以后，1905年，这个理念进一步随着癸卯改制实现。1905年这一次的中国教育改革非常重要，这个教育改革的后果是清朝推出了一套回应西方的现代学制。这套学制里边强调忠君、尊孔、尚功、尚武、尚实，而推行这套学制的时候，它在中国要普遍在地方层次实行可能还是要面对许多障碍，可是对南洋华人来说，这是好事，立即就依章奉行了。南洋本来就长期接触西方、长期接触新学，所以，清朝开新学，南洋是会积极回应的。南洋华人的想法是：我们本来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们缺乏文化建设，我们也写不出一套整个中国会付诸行动的方案，现在朝廷要我们做，我们立刻做；所以，在1905年，癸卯改制刚推出，槟榔屿中华学校似乎已经事先布置的立刻建立起来。在东南亚华人眼中，学校的建立过程非常威风。为了表示国家文化重新传播到当地，光绪皇帝亲自写了 “声教南暨”四个字送到学校。从“声教南暨”开始，到“声教南暨”概念下影响了不少南洋子弟，学生到后来必须要有个地方升学， 所以后来就有了“暨南学堂”，这学堂是暨南大学的前身，它最初设在江临府，不在现在的广东。
我们不妨看看这学校教学什么。他们学校实行分班，分“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四班，教学内容包括修身、读经、外国语、地理、历史、算数、物理、体操，其中非常重视修身一科。我想告诉大家，从某个角度来说，今天念中文系的大学生可能比不上当年人家的小学生。为什么呢?他学的是《陈弘谋五种遗规》。有个台湾学者上次跟我淡到一件事情，他说他在寻找早期清代陈弘谋的影响，他在搞陈弘谋研究，我说“你应该来南洋”，他说为什么来南洋，南洋有学者吗？我说不是，陈弘谋的最大影响不止在广西原籍，而且是在南洋，南洋有很多中小学生都读过《陈弘谋五种遗规》，可以告诉你他们的学习体会。他是研究的专家，他问我的课题，我说没有听说学者研究，但是很多老人家中小学时代就学过，为什么？清末的小学都要我们读经典，这是早期南洋的课本呐。然后，中华学校里头，读经讲经是什么？你看它的办学简章说：“中学学生年岁已长，应讲授《春秋左传》及《周礼》两经……若学生程度稍低，则仍授四子书，以端其本。每星期内讲经六点钟，挑背复讲四点钟。”为什么讲春秋左传，很重要，这里头讲的是夷狄之分，《春秋左传》是国家政治和社会意识的理念。如果学生程度较低，还是读四书，然后呢每星期内讲经六点钟，挑背诵讲四点钟。这一样是朝廷重视的，因为它教的是为人处世以至治国平天下以进大同。现在大部分1905、06年的小学生都已经去世了，他们过去都是从早上到晚上上课的，我后来去参观了这些课本，开玩笑的建议说，要是这些小学生来到中国念大学，我建议他们不需要考试，直接读硕、读博。
你们不妨看看我带来的这些课本：这里有本光绪三十二年初等小学三年级的修身课教科书，它学什么呢？从内容的题目分，它学的就是励志、仗义、竞争，还要学平等、博爱、公益。你不要以为清朝是很封建的，也别以为清朝教育很落后。我说，这个时代，是慈禧太后拖着朱熹向外前进的时代。清朝的课本是彩色印刷的，除了没有标点符号，已经非常接近白话了。你看它对“博爱”的教义是叫大家学什么？是说“侠”，“家无余财、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要大家尽量把多余钱分给大家才是仁义平等。在更高年级的课本里面有一句话，我看了非常欣赏，其中有一本给六年级学生读的，它谈的是国家政治，学生从三年级学习议会制度学起，到六年级就学政治思想。它说什么？它大致内容是说，现在我们要立宪，为什么要立宪，立宪就是因为皇上一个人要全国二万万人的事，非常辛苦，我们既然是全国几万万人，我们要不让皇上辛苦，让全民可以跟皇上沟通，又选出贤者替皇上分忧，就一定要力行选举制度，这就是立宪。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立宪概念在当初不普遍，这概念对小学生来反而是很普遍的。
我们再看民国元年，那年刚好共和革命成功，但是由于来不及改课本，所以还是清朝课本基础上设的内容。我选“守法律”这一课念给大家听，大家可能会没有想到它竟然有这种内容：“一国之中人类不齐，应彼此相安必有恃乎法律，法律者，所以定国民之分，如其举动违法，或有侵损个人人权……”各位请看，清朝末年、民国元年，中国已经在讲人权了，这是小学课本呀。
再看看课本里另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比较特殊，我们发现到后来真正能够实行它的是清代的小学生毛泽东。我念给大家：“兵，所以卫国，亦于保民。国之无兵，则外有敌人，无以御之，内有寇盗，无以平之。是以强国之道，必行全国皆兵之制……”，大家看，它的课文接下去教导说，男子当成年，都有当兵的义务，成为后备的国防辅助力量。这就是民兵制啊。还有，你看这里还有谈“税收”的另一课文，它教导小学生说，要学会赚钱报效国家，以便人民皆可受到国家保护，安居乐业，所以大家都有对国家纳税的义务。
你看看，那个时候的小学生已经在学会要自己赚钱，还要缴税，而目的就在于支持国家的民生安定。可是我们现在的成年人还好意思逃税，官员也常会忘记税收不是用来养政府官员，征税的最终目的是养民，真不好意思。你看这是当时的课本哦。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当时用的《四书集注》是朱熹的集注本，但是当时配合古老《四书》教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学全是为了和上述的新观念互相支持。是这样的思想。所以我说慈禧太后他老佛爷在最后的晚年终于拖着孔子和朱熹的盾牌求进步。这是清朝全部钦定的课本呐，我再念这手上课本的另一页给你们听；“选举，立宪政体必有国会，由全体国民选举议员以议国政，凡定法律收赋税，必经国会议决然后才可以实行”，所以，它是限定各级政府不要随便收税。真的，清朝课本就是这样子教学生的，当时的立宪，是在国会之外有省、县等地方议会，由其地居民选出议员。所以，清末的课本就是这样一套配合着立宪新政的课本，它从孩子教起，要大家学习尊重民意、学会人是不可侵犯的，各位没有想象到1905年到1911年的课本是这么的进步吧。
当时为了推动这种进步，又要保护传统文化，还有特殊的假日规定。这些规定，有的在中国一度废弃了，现在终于恢复。我们从中华学校的章程看看当时南洋学校的规定：“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要放假，这个肯定，这个就是当时国庆，放假没问题。当时也规定“孔子先师诞”放假，这个后来是给新的教师节代替了，到现在还没放假。然后是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各放假一天。这些传统节日假，除了中元和冬至没放假，来到今天终于恢复。这是北京刘魁立先生他们推动有功，可是中元还没有放假，应当继续努力。这份简章第六章又规定：“本校向常开学教学之日，及每月朔日，由监督暨教员办事诸人员率同学生，诣至圣先师前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学生向监督教员行三揖礼，向办事诸人行一揖礼退班”。这是当时本校校内的伦理实践，1905年当时的做法是很好玩的，又有西方的知识，又要推动实践躬行华人奉行的人伦礼仪。
你不要以为癸卯改制是做个样子，没有诚意。从清朝学部当年在南洋鼓励捐官的政策看出它是很急着要实现这套新学制。
当年清廷的贪官污吏也确实太多，但是造成贪官污吏可以鱼肉华侨以及华侨家属的背景，还在于朝廷的主流意识，总是鄙视出国同胞，认为他们肯定不是安分守己才会出国，顺带贴上“化外”、“通夷”等标签。所以，后来许多华侨为了进出大陆安全，都会买个官职把身份弄高点，来到乡里的时候至少有个四五品官职，至少当地从县长到下边的村长就不敢欺负我的亲人。现代学者研究清代海外华人捐官，不能总是和留在中国大陆的士绅相提并论，以为捐官是图谋异途功名，要当官、出风头、光宗耀祖。海外人捐官，其实是由于逃出去的很惨，又怕带着钱回家的一路上更惨。还好，政府需要大家支持国家建设，我有钱了，就算我没参加科举我都可以通过买官捐款给国家——当时的华人很多是这样想。所以，从三品到九品都有人买，如此是捐钱给国家、支持国家各种花费，又给自己回乡的安全保证，捐了之后就可以光宗耀祖了。我们管这叫另类功名。当时在清朝的学部，即是教育部，决定跟其他部门竞争，你要当官，你要买官职，你想回乡不被人欺负而且光宗耀祖，而且你有身份地位，你要买吗？好，凡是向学部购买的都是半价优待。但是这个半价得设专项，根据专项基金的原则处理，必须是专门在海外或者家乡支持建校以照顾子弟，才可以向教育部买比向其他部门便宜、打五折。这个证明了当时清政府办学办教育的决心，他本来就卖官职，然后又多出教育部的半价政策，这等于鼓励大家多买，以支持以后一代的官民比自己更有素质。
在当时还遇上了一个迫切问题。当时的清朝政府也看到了语言不通的利弊。你去想想看，如果在福建省、在广东省、在湖北湖南省都有那麽几个大学问家，有很好的学问又对很多事物都搞深入研究，我们要请他们去到北京当官；偏偏，我们要他发言的时候，他听不懂别人讲什么，他自己讲的别人也听不懂，那是多麻烦的一件事。然后，等他把官话学会，他要讲话的时候，国家已经腐败的一塌糊涂了，谁也没办法再说话了。所以当时清朝廷的《学务纲要》就提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一省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作耽搁”，想要有官音来统治天下，一定要让大家从小先学北京话、学官话，要不然这个国家要这么搞下去。我们现在可能没办法想象到，清朝所谓改革派的那批官员，思想想到多远，在语言政策，他们觉得在方言以外，应该有统一的官方语言。
刚才我说过，即使地区语言不统一，人们还是有本事来教中文。古人使用方言来教，课本可以有十几种，发音也可以不同，但都是根据同一套汉字。但是也要注意到，一种常用的语言文字，会在日常生活组成的历史过程逐渐发生各种字义演变，也产生很多新的词汇；到后来，他甚至可以告诉你，我这套语言文字叫越南语，已经不属于汉语系，他也拥有自己一套新发明的拼音方法，不必用象形的汉字表达。有些地区使用汉字，但读音不同，他们也不一定象越南是学洋人的拼音方法，他这套拼音是自己的，可是要给他搞下去多年，他就会告诉你我这个叫做韩国语，我这个叫做日本语。所以你不会奇怪清代之前这几个国家的文人都会写汉诗，到今天他们要学习他们传统文化还是得念中文。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的主流发展是脱离使用汉字的习惯，他们现在的语言文字跟我们不同了，原因就在他们用的是他们的语音，源自汉字的词汇很多都被拼音的新词汇取代。
清末开始看重推动“国语”，是有当时的历史经验为依据的。但是，清朝提出要用官话来统一沟通，南洋人就头痛了。可是，南洋也有方言群之间的隔阂问题，带来过很多不利海外合作的障碍，所以大家可以理解朝廷要统一用官话教课的目的。当时我们的清朝领事说，终于国家来了，以国家力量来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出钱，我们印国家课本。但说到要用官话教书，当时真是个大难题天哪。我从小到大都讲漳州语言，我只知道漳州话怎么说，说官话我都不懂，（举漳州话和官话的例子）那等于重新学中文嘛。你叫我们南洋那些私塾老师，他们也不会教，没学过官话啊。
所以啊，今天各位听到的东南亚华人汉语腔调，尤其是老一辈讲的汉语，实际上就是历史形成的结果。这个官话当时是新鲜事，足以让大家讲的一塌糊涂，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槟城领事于是写信给清朝驻日本的大使，要求把中国官派到日本去学习教育的那些学生送过来。日本大使回答说，不只是东南亚，各省都相同的教师短缺，那些学生都是短期学习，回国后就要忙着应付各省的急需。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槟城领事梁碧如发现日本不可能送老师给槟城，后来想到个妙策，把桂林的一些教师送到东南亚。为什么呢？因为桂柳官话。中国南方讲官话的就是广西那一带，桂柳官话跟北京的官话不太相同，但是毕竟还是官话。而且，在东南亚的学生有广东人又有福建人，就是没有人听得懂官话，教师要用什么语言和学生沟通来教官话？由于广西也是粤语和客家语流行区，大概也只有从广西出去的这批人听得懂东南亚华人的客家话和广东话，广西老师至少可以靠讲粤语而要求当地学生用福建话之翻译。这批教师到南洋的后果非常好玩，他们说广西式的官话，造成学生学着说，就说出粤腔和福建腔的广西式的官话。但是，大家都自认自己在说“华语”，一起学朱熹诠释的《四书》，又学着“立宪”之类的新概念。
当初课本为什么不叫汉语，因为这“华人”本来就是在传统中国沿用很久的自称，可以代表了包括满汉在内的所有民族和所有的省份，所以叫“华语”而不叫“汉语”，不只是避开满、汉之分，而是考虑世界，用了“中华”对“夷狄”之分。这在当时是政治的考虑。现在称之为“汉语”，又称之为“普通话”，是从语言的源头说清楚它是“汉族”的语言，这是根据实事求是的理念，尊重其他民族的母语的存在，也说明大家之间有一种普及的通用语言。当时清朝政府是从面对国外、面对世界的立场出发，而心中毕竟还有华夷之分，所以不叫“汉语”，也不叫“官话”，是考虑要把所有土语都承认为统一的一部分，还是叫华语，确立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这就是1905年，满清末年。所以，从颁布的课本内容看，慈禧至少在人生最后几年是有相当进步了，如果她本身不敢进步，学部大臣底下编出这种谈选举、人权的课本是会导致杀头的。但是，清朝其实已经是筋疲力倦，1911年清朝完了。
无论如何，这套课本是极符合南洋人的需求。清朝完了之后，这套课本在南洋还是继续可以使用，而且后来课本的内容意识演变得更加激进，所以孔子给慈禧太后拖着走向进步的阶段结束了，又来到孔子遇到大胡子的阶段。
当时中华学校已经意识到问题。这种课本大家喜欢，但是叫大家跪拜孔子和皇太后，有些教师不愿意，就是不跪。1911年以后，民国了，中华学校又有了新课本，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从清朝课本里拉过来的。清朝的课本本来就带有中华意识和强民强国的主张，革命之后这种意识更加普遍。于是，到了民国，中国终于碰到了它自己历史上极特殊的一次禁书政策，就是中国书在外国被禁止使用。你清朝政府根本就是我手下败将，我还要让你的子民在我的土地上大谈爱国、大谈民主，还什麽要全民皆兵，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件大事。到1911年之后，民国的课本更是变本加厉，洋人忍不住啦。
五、孔子又再遇到大胡子
1911年前后，东南亚曾经是起义者撤退的地方。许多到南洋的读书人都是同盟会会员。举个例子，在革命成功之前饶芙裳在广东受到压力，他就逃到南洋，他后来游槟城极乐寺时遇到槟城领事戴欣然，戴欣然就安排他到客家人办的崇华学堂任教，当校长。以后革命胜利，饶芙裳颁给学校一个新的校名，叫时中学校。在辛亥前后，凡是革命撤退，都向南洋撤退，撤退到南洋没事好做就是教书。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学校几乎成为革命的宣传场所。
当然今天你从中国来看英国的立场，或者从英国来看中国的立场，看法都会不同。可是，洋人是从他们定下的那套国际法规则出发，认为华人的确太过分了。别人在我的地方搞他那套革命教育，换着中国今天的立场也会抗议吧。可是英国当时不能对中国政府抗议啊。清政府可以说，中国的革命者不关我们的事，他是反对完清朝政府矛头进一步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本来是反对英国的啊。英国人又是根据着讲证据的法律程序，没有人作证就对付不了学校里说些什麽。当时是华侨身份，骂满清、说爱国也没错，也属言论自由。所以，英国人最初是拿我们没法，我们中国的教师教得特别高兴啊。
再后来，课本上也出现越来越多这类内容，英国人本来就在搜证据，这一来，就更多证据了。到1920年，英国政府终于出手了，我们终于遇到洋大胡子的铁腕了。
你们华人的课本里面说要尊重孔子，我们洋人当初也有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不理你。但是你的课文里面还有特殊的东西呢，好进步的……我给大家看看这本历史课本，大家就明白了。
你看这一册高小学生念的《外国史》，里边有一部分讲〈外国史和本国史的关系〉，然后这个课本里面还有一个漂亮的人头像，是列宁，把英国人吓死了。你们这些华人在我们这边干啥？课本后面还介绍小学生买些叫“国民必读”的参考读物，在中英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之后，中国人的课本出现在英国土地上，封底介绍大家看一本《帝国主义侵略小史》，你想想，在打过华人的洋人土地上念书，后面介绍什么国耻啊、帝国主义侵略小史啊，还有一套平等教育。这是在1922年的课本，当时英国人是向华人收税的，他们的收入来自华人；所以不要把当时的洋人看得很封建，如果不是把他们刺痛，他们也不会找自己赚钱的对象开刀。
问题就是他仅仅是要我们自己赚钱，也帮他赚更多钱，我们却是搞政治搞到他的头上去。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可不会讲普世价值，以为我们讲民主自由独立可以讲到他们头上。我这里还有本稍后期的，民国16年的市民教育课本，也就是今天说的“成人教育”，我在这里面还发现了一张大英帝国的邮票，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夹着邮票的课文印着：“我们做工的人对社会很尽力为政府换钱，生活很苦，所受的压迫很大，这的日子很难过，最好把这个力量团结起来组织工会。”英国政府要用你的劳动力，哪知道你搞这种东西，怎么把这种课本都带过去了？这本书的第一课题目是“主人”，我念它的内容给大家听：“平民、平民，祖国的主人，平民不努力，祖国不太平。”然后，它接下去说，大家要共谋世界的和平。以后的课文还提到，“中国近数十年割地赔款种种丧权辱国的事”。
当时英国殖民者里头也有许多中国通，发现你们这些人在他的土地上指桑骂槐，于是英国人最后决定凡是中国的课本先来个全部禁止，再规定凡是中国的出版商要拿课本到南洋来卖的要给殖民政府看过内容。
再然后，1920年还有一个特殊的做法，就是规定学校要注册，要合乎规格。当时规定，学校首先要注册，课程行政和卫生要符合要求，有十个以上学生你就要注册；还规定了，你的课程我要通过，你的地方我要保障安全。没错，现在的教育法令也是这样子吧！那为什么当时英国人的规定会激发中国人跳起来？我们看历史要回到当时的环境和文化脉络去看，才懂得为什么当时中国人要反抗这个规定。因为，这注册法令即使后来在华人反抗的压力下，是修订之后再实施，还是有310间华校被关闭。从这个数据可以明白，新法令是关闭华校的工具。
原因很简单，英国人这样做，明里是保护教育素质，但一旦落实，就会关掉很大部分草创初期一穷二白的学校。在早期，正如我跟大家说过，根本不是以教育为重的，读过几个书的可以做会党领袖，没读过书的还是赚钱比较重要。然后来到1890年代至1900年代，大家开始意识到读书重要；这是大家面对太多的压迫，已经觉得自己必须保护民族的种子，民族情绪起来了。同时，还有更现实的理由：大家在南洋有了实业办了工业，也开始回中国投资，所以当时的华人世界变得迫切需要能力需要人才，都说要办教育，把教育看得很重要。尤其是很多大富，想到自己都没有读多少书、不识太多字，成功后却一直要接触文字，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举个例子，中国南方有个人叫郑景贵，他的父亲和兄长太穷了去了南洋，他本身一直陪着母亲，后来父兄一直没有音讯，他自己读过几年书，在家乡又生活不好，后来只好离开母亲到南洋寻亲，刚好发现父亲和兄长在南洋正当发达时机。那时，他也许想要回国，但是回国无门只好留在那里了。他留在那里，就属于整个集体的成员，要和大家一起保护原来的锡矿、也争取更大的地盘，读过书的人大家特别需要，要他带领大家把这事干得更好。郑景贵只懂几个字，可是已经够了，他自己在那边也干得很好，成为会党老大兼富商。等到老年，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办学校。第一买官位便宜，可以半价。第二，真的有实效，可以培养自己和部属的子弟，又在学生中发掘人才，有助生意扩充。所以，是社会条件决定社会意识，民间办新学，背后有个民族资本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不能单纯以“慈善”、“救国”去解说。
当时南洋华人一直在办学校，而且是无孔不入的办。只要我有个组织、有一个小地方，有办法请到老师我就办学。当时是硬体资源不足，但是知识分子多得是，从中国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之前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南下到南洋，这些人都可以用来教书。所以演变成只要我是有钱的在家宅旁边有个小课室，也一样就办起学。某间宗祠某间会馆小庙，本来就要替成员办公益事，庙旁边还可以建一间小课室，当然更不落人后。但是英国政府提出了要求，首先要他们有防火梯之类的，没有的话就要关掉学校。这样子建起来的华校就纷纷排队等关闭了。所以英国政府的说法是“我要你安全”，而华人子弟的要求是“我要能有个地方念书就好”。但那是英国人说了算的土地，就这样子很多学校最后还是被关掉，这个就是1920年的注册法令。
现在远距离看1920年英国人第一次出台学校注册法令，当然是旨在对付华人学校。首先是觉得课程有问题，根本不是在搞教育而是政治宣传。当时的马来亚华人，有中国籍的，也有英籍的，可是不管英籍华籍，很多孩子是生于斯长于斯。所以当时英政府负责“保护”华人的英国官员就说，任何国家都不能忍受有另一批人不理自己国家的政策，跑到我们这边来教我们这里生长的孩子反对我们的国家。这位化民护卫司巴素博士后来在他写的《马来亚华侨史》重提了他们这一官方观点。但是，当时的华校就是普遍有这个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关你，况且他知道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劳动力是要受过基本教育的，不是文盲。于是，他不能关闭你就要想出一种新办法，规定你要注册、规定你的课程要我批准，也规定你的学生教师都要由他批准。然后英国人还要说是为了扶持教育制度上轨道，只要你做到他规定的几点，他甚至可以津贴钱钱帮你办学校，你做不到那就关起来。
可是这个政策使得马来亚华人跳了起来，大家都去反对，派了两路代表。其中一路来到中国，见了北洋政府，也见了南方政府，可是两个政府都是在深表同情之余也说没有办法。外交部的立场说，这是英国内政，在别人土地上的事情我们怎么管？马来亚华人派到英伦去的另一个人叫钟乐臣，他当时拿着英国子民的身份证，他是辞了银行经理的职位，丢掉自己有钱财身份地位，一个人代表全部人去英国请愿。钟乐臣在一路上写了很多信给马来亚华社，告诉他们只要不断的跟英国政府对抗，不接受政府的退让，还要不断通过英文报纸发电报，制造起英国的舆论看到马来亚华人的群情汹涌，他就有机会成功。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些捐款搞教育的华人大多数人有自己的局限性，身家财产在别人土地上，不能强干下去。这些人之中，有许多人半路就妥协。到后来，英国人去搜查华人教育界的协会，发现到钟乐臣这些策略信件，就说他煽动人民对抗政府。
我们可以从1920年的这段马来亚教育历史理解甚麽叫弱国外交。中华民国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当年对整个事件是爱莫能助。他只能好心劝告钟乐臣不要回去马来亚，免遭不测。北洋政府的立场好明显，认为那是别人的内政，马来西亚也是英国的土地，这是他的教育政策不是我的教育政策啊。结果，中国但是钟乐臣说，既然来请愿就一定要回去，他不逃，他要回去表示自己勇于承担。顾维钧作为一个爱国者，作为一个国家公使，他只能劝慰民族到外国请愿的华人逃走，不要回马来亚，可以看到当时的华人教育是弱国外交啊。
这是1920年代的情况。之后我们的中文教育一直都遇到相同的问题，每一次当地政府要对马来亚的中文教育做什么动作的时候，都告诉你我是为了教育的进步，都是纯技术论的。所以，若只是从文献去诠释，现在你看他们是没错，谁都说他没错。例如，他们规定课室要通畅、空气要流通、卫生要保护、设施要完整、防火最重要。你认为自己是客观的，就会说至少这些规定没错啊，但是当时所有华文学校都没有这些，只能在最差的条件上路,尽快让更多孩子学会识字做人。所以最初说是推动教育保障的技术根本就是抹杀了中文教育。我们的中文教育就在这种情况下被软禁了。
六、总结过去——大胡子宁可教华人丢弃孔子
从清朝不理海外和理不了海外华人教育、到清朝推动将海外华文教育振兴和纳入国家体制，以至民国初年在他人眼皮子下强调反殖的侨教，马来亚的华文教育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都不是很好。第一阶段的那些人可能可以用闽南话跟你很好的沟通，也可以用很漂亮的英语沟通，但没办法用很好的汉语沟通。他是第一阶段教育留下来的，因为他私塾有教四书五经，也有教中文，但是他不会用普通话，不会用粤语。他只知道自己祖先在哪里坚持拜祖先，这就是中文教育在清末和明初的状况。今天你们听我们南洋人讲的语言就是在第二个阶段留下来的。
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路线要求：要“国文”还是“华文”？要“华文”或者“华语”？它涉及的观念是，仅仅是要语言的保存或者是整个文化的保存。中国意识在1920代以后就不可能自由延续下去，英国人开始不断在教育课本的内容寻找这个意识砍杀。但是文化的意识、中华民族的意识最初还是可以继续存在课本里面。因为，这个殖民地对当地民族尊重还是有的，只是他要求我们不谈现在中国国家的问题，我们可以谈过过去中华民族所发生的问题，延续过去的传统。但后来殖民地政策就是怕华人和中国的联系会势大，所以偏帮其他民族抬高主权论述，到了1950年之后，越到后来越是政策收紧，连华人过去的历史文化也不大让我们谈了，那个是后话。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谈到西方历史以来对东方的要求，它们是越到后来越鼓吹海外华人必须放弃中国认同。可是，1905年，清朝回应西方，国家告诉我们，大家一起要把自己文化抬起来，同时就是抬中国起来，方法就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且要从教育做起。到1911年之后，西学为用的最大原因，还是回应西方欺负我们，那怎么办呢？还要找更好的西学，可以同时把他们推翻，但那时已经慢慢走上西学为体的边沿。所以，1920年之后，洋人对我们的华文学校更加地担心了。为甚麽？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相同的概念，既要学西方，又要对抗西方，那么当然要从西方里边找武器。武器呢，首先是思想的武器。结果，发生了英国殖民地最受不了的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了，它来自西方又反对西方。有相当长期间，国共双方都是以俄为师。这也反映在我们上述见到的课本内容。这样一来，英国人对华文教育以至当地的土著对华文教育更加地小心翼翼。他们认为马来亚本来是他们的，所以就想到质问华人，你们在我们的国家干什么？
但是对于华人来说，那不是“他们”的国家，那也是“我们”的国家。马来亚更不是英国人的国家，只是英国人占领的土地，马来西亚是我们华人的国家。为什么呢？从明代开始一直开发这个地方，一直把我们的文化带过去，华人是把当时亚洲最先进的矿业、农业技术带过去，越来越专业地往那个地方开发。由开拓者的身份而论，主权在谁啊？主权在我们吧。主权在我，就等于这是中华民族海外立国的其中一个基地，所以我们当然要谈反殖的问题啊。这本来就不关马列的事，是华人本来就有海外拓荒，由此带出了集体对于南洋地方的开拓主权意识。只是当时年轻人时髦，要靠大潮流支持，又看到西方只有列宁对中国最平等，结果是不懂德文俄文，也没看过多少理论，偏要信仰马克思列宁。
所以华人当时有双重意识。一方面由于西方形成的民族国家意识带来了“祖国”思想，影响到中国在对抗西方的同时，也要自居现代民族国家，重新自我界定，于是从清朝到民国也慢慢形成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课本里面就充满这种中国国家思想；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生于斯，长于斯，所有财产在这里，马来亚好像也是我的祖国。所以你就看到在1920年以后训练出来的同学如何安顿他们思想上的双重意识。即使是最“进步”的同学，他们唱一首告别南洋的歌，内容大致是：“亲爱的马来亚，我要告别我的故乡，回到我的祖国。”我告诉你，在现代人的逻辑判断，这绝对不及格了，但这个就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啊——我告别我的故乡回到我的祖国，是可以发生的生命事实。老师是这样子教他，中国是我的祖国啊；但是生活，整个生活都告诉他，这里是他的故乡。
到后来，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来到1949年之后。到了1957年，马来亚独立了，中国大陆这边回不来，台湾去不了，终于确定故乡就是祖国。政治人物当然希望人民选择符合他们利益的认同与效忠方向，但黎民百姓都知道自己不能再放弃他们在马来亚数百年努力的开拓主权了。从长远来说，这是对的。而且应该感谢一个叫做周恩来的人，他当时说，华人绝对不能有双重国籍，必须效忠当地。从中国外交手段来讲，他这样子讲，是把这个问题一刀切，使得别人没有机会再指责华人双重认同，排挤华人在东南亚的主权地位。对东南亚华人来说，就更清醒的意识到东南亚华人绝对不是中国人。为什么？因为好几代人在那边开拓，那是是整个中华民族联合其他民族开拓新领土、新国家的前线。所以，后来这些国家纷纷独立，华人也参与独立斗争；以后的事本来很明显：一来，东南亚华人不能丢掉这片自己祖先前仆后继留下的江山，对不起祖先；二来整个中华民族全都跑回大陆里而放弃这个前线，就等于任由外国势力利用东南亚对中国围堵。
所以，东南亚华人受到的教育一直是这种看似混乱的思想：告别故乡回去祖国，等到回到祖国的时候，又想念故乡。可是，现在我们应该很清楚，对于国家的认同和对于祖先历史文化的认同是可以明确分开的两码事，又是可以互补增益的。
后来我认识一位身份非常高的人，他七代了，他要寻找他本身的故乡，他托人拿了一大堆墓碑和神主的相片到我家，要我看看他中国的故乡在哪里？我一看，鹭岛，鹭岛就是厦门嘛。后来这个人自己打好皮包要回厦门。我就问他：“您老人家几代人没有回过中国大陆，你现在去找谁？你认识谁？你到哪儿？有谁知道你是什么辈分啊？没事干啊你？”他说：“你知道吗？某某国是我的国家，我七代都在马六甲，南洋是我的老家，我经常都来往我的国家和我的老家，就剩下个祖家。我虽然不懂中文，但是剩下这个祖家我没有回去过，所以我要去看看。”
他说，他的先人一生抱憾没回去好好看一眼，他也是替先辈回去看故乡。
华人有很多国家吗？不是的。我们会是这样子，只能说我们太早全球化，整个概念就是很特殊，但说破了其实是个常理。老人家说，我没有不效忠啊，这不涉及效忠谁的问题。我是三重效忠啊，我爱我的祖，我爱我的家，我也爱我的国，我继承了父祖，又自己在新的环境发展，我总觉得家族对三个地方都有开拓、都有主权，对不对？因此，我三个地方也都有义务，对不对？就因为我这三重身份，所以，只要我在，我的义务是一定要保证这三个地方互相友好。这是饮水思源。若果一个人对祖籍地不懂饮水思源，他说我只对现在的国家的效忠，也不见得是真实，后代也就不见得真会友好了。这是真的，老人家的说法我能理解。就好像我自己的经验，我知道我祖父来自哪里，我的祖家、我的老家、我的国，是三个不同概念，三个不同的认同，但是这三个不同方向的认同它代表什么？是中华民族一路来向南开发的结果，而这开拓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必须三个认同，三重认同造成了我们本身心中对三方都有感情，于是就会很主动地促进三方面友好和共同发展。从缔造国际和谐、谅解、共同发展的角度，少了这些有三重认同的人，情势可能反而是糟糕。
但是，洋人担心的不是你的认同问题而已。他们是对你的祖籍地有敌意的，你认同的祖籍地正好是他们要围堵的对象。他宁可你同时放弃三重认同，所以洋人就会向东南亚的主要民族推销同化华人、限制华人的政策。说破了，他们本来就对孔子没有恶意，而且很早就翻译和阅读孔子，他们要对付的不是孔子这个大胡子，而是另外一个洋大胡子。可是为了政治目的，他们不惜连孔子都杀掉。从文化上、思想上侵入脑子杀人，这就叫做冷战。
当时的情况有够惨的，在国际围堵中国的冷战政策之下，别人的说法想法和我们的说法不同。很多事情我们既要面对西方，又要对当地的参与，还要保持自己的生存，所以变成经常都是必须活在争论与妥协循环的协调中。你看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过程，就会看到很多的协商，很多人又很多不同意见，很多人骂他人是汉奸。很简单嘛，当一批弱势者面对一批强者，面对压迫的时候，弱势者肯定要回应。可是，要如何回应强者，弱者总会意见纷纭，而强者要统御弱者，也乐意见到你们意见纷纭。所以中间总是有太多的考虑不周、意气用事、党同伐异，造成恶性循环。但你要说有人主动相当汉奸，那又未必。软骨头总会有，不见得太多。
所以最后我要总结说，我们归根到底还是要从整个过程看到大方向。即使是一个海外华人没有条件接触中文，他不读中文，他进了英校，但是他在家里是继续学中文的，受文化的熏陶。这就说明他也没有放弃。看南洋华人应该看到几乎每个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应尽他的努力，去承传中华文化。所以今天中华文化才有机会变成海外各国文化根本的组成部分，变成当地主权国不可分割的文化灵魂，而我们在当时的先辈，是为了保留那个开拓主权，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在开拓土地上落地生根，经过了很多的曲折。要怎么说呢？我们必须承认，除了那少数的几个人，从来就没有真正要做汉奸的。
谢谢大家！
（现场问答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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