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琛發
2006年5月發表於《太湖論道》研討會上
一、 前言:有待發掘的馬國本土道教
馬來西亞是一個以華人為第二大族群的多元民族國家,華人曾經是當地不少地區的開闢者;在這個國家,一個地區有多少戶人家戶前供奉著“天官賜福”的神位,幾乎可以成為分辨華人或非華人地區的最簡單方法。在華人為主的社區,當然也隨時可以發現不少從中國移植香火到當地的神明,被供奉在地區上的個別人家的住宅、私人設的神壇或社群會館建立的廟宇裡。此外,馬來西亞還有著好些道觀,除了神廟慶典,許多從結婚擇日到殯葬活動也常由道士主持,甚至連正統伊斯蘭教義深入馬來人民間之前的拿督信仰,馬來人放棄了,也被華人全盤吸收,建立了以閩南華人習俗上喜歡的紅色主調的神祠供奉,請道士為拿督做醮。這樣一種由日常信仰生活構成的文化景觀,說明了道教在馬來西亞的影響。然而,一旦看人口普查的紀錄,自認到道教徒的竟不超過華人人口的百分之一。人們一方面自認是佛教徒,一方面把道教信仰活動等同於民間信仰和風俗去實踐,正說明馬來西亞道教面臨缺乏教義傳播而長期只有儀式與崇拜,華人對自身的宗教思想也認識不清,當這樣一個對傳統的承載力度不足的族群面對世界,本身就面對了缺乏自我認識與對外自信的危機。
在這樣一個危機中,整理、繼承和重新發揚馬來西亞道教先輩所留下的文化遺產,成了馬國道教界的當急之務。尤其是,馬來西亞的道教歷史和文化特徵過去以來一直缺乏學者厘清,偶爾進入相關主題的學者又對道教不熟,就鬧出了馮京當馬涼的毛病。例如,檳城的天衡山原是山頭的老名字,竟有人把在這座山上建立的新宗派,說成是“天山派與衡山派合流”;又有新加坡學者,把該派一個傳人自塑的騎虎像說成第一代張天師。但另一方面,道教組織以及個人如果從私人出發點避免科儀、經典、符咒外傳,也一樣是妨礙了總結和發展。
記得擔任《馬來西亞百科全書?宗教卷》的編審兼華人宗教主筆工作時,唯一的“官方壓力”是曾經遇到“本土性質”的疑問,“這些神明和習俗到底要算是馬來西亞或中國的?”答案是,馬來西亞歷史上和道教信仰有關的一切是華人開拓土地時帶到當地的,被賦予見證和經歷地方開拓的歷史意義、聯繫在當地生根成長的歷史、社會、文化互滲的脈絡中,因此關公自是本土信仰的關公、道派自是本土信仰的道派,何況馬來西亞的道教所擁有的,不一定是中國現今保留的一切,由於地域環境有別,它在長期間能保留的和中國有所不同,也有新的發展。
二、從有限的史料概述馬來西亞道教歷史
馬來西亞作為一個多元民族的現代新興國家是從1957年開始。但是從它自身擁有1402年建國文獻為證的麻六甲王朝開始,即有中國、麻六甲、硫球等國文獻,說明這個國家固然是以馬來人為主,卻擁有華人聚落,也有華人在朝中任官。這也即是說,華人在馬來西亞落腳參與政權的歷史,將近六百年了。很可惜的事,除了把鄭和那些祀天後和玄天上帝的艦船和《武備志。鄭和航海圖》上的麻六甲明朝“官廠”,可以給我們留下了聯想的空間,我們並沒有找到道教或道士那時候在麻六甲活動的具體證據。
16世紀和17世紀,可供聯想的資料多了一些,但只能證明道教的文化和思想影響在馬來土地上的華人社會存在,但也無從說明道士或教團的活動。1556年葡萄牙人Casparda Cruz 寫《中國旅行記》亦曾記載過華人海商在麻六甲的蹤跡。1563年誕生在麻六甲、17世紀最初四年也在麻六甲生活的另一位葡萄牙人Emanuel Godinho De Eredia寫的《麻六甲志記》則說明麻六甲河南岸有個中國村,入口名漳州門,他的文中附錄的地圖也提到了中國山,即是本地華人俗稱為三寶山的公塚所在之處;那裡到現今還留下一塊明朝天啟二年(1622)墓碑,刻了“皇明顯考維弘黃公,妣壽祖謝氏墓。壬戌年仲冬穀旦,孝男黃子、辰同立”,可見乾支觀念的流行。17世紀的麻六甲華人多來自福建漳州一帶,所以引進的喪葬習俗也是閩南習俗。同一期間,17世紀的東海岸已有客家採礦人的聚落,想來亦引進客家葬俗。從葬俗的迎進、兩地墓碑和神主的雕工精緻,當然可以說明受儒、道影響的華人傳統已在本土生根,但畢竟到今日,還是找不到證明道士或道派活動的文獻史料。倒是那位有文獻可考,最早到當地為麻六甲華社住持義塚土地祠的佛僧“開元寺僧昆山”,在1795年立《建造祀壇功德碑》,內容為“骸骨難歸”的魂魄概歎“片禇不掛,盃酒無供”,又感歎“祭塚之舉迄今六十餘載,然少立祀壇,逐年致祭,常為風雨所阻”;說明佛僧面對的這一個聘他守廟的社群,是不理戒酒之律、不懂唯識之說,深受道教“入土為安”和“三魂七魄”等觀念影響的群眾。
因此,馬來西亞的道教正式有道派教團在地方上活動,有較多實物或文獻之跡可尋的,大概是馬來亞半島進入英殖民時代的19世紀之後。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東馬砂勞越石隆門天師龍宮,1857年,舉事華工即是在這間天師廟舉行祭旗儀式佩戴玄天上帝護身符起義。同一時間,西馬芙蓉沉香島的天師爺宮由全真系統的鐘善坤道長創建於1863年,面對著義興與海山兩大會黨各自與土酋聯盟在整個西馬中部內戰的時代,這時候正好是海山會黨神化1860年犧牲領袖盛明利為“仙師爺”的時代,天師爺宮至今也有“仙師爺”的牌位;另一位元在戰火期間服務人群、如今在吉隆玻享受公眾香火的鐘萬,是鐘善坤東華山派時供奉牌位於祖堂的客家閭山道士,鐘萬先師廟中的儀仗牌所刻上之年代說明他早在1888年已受人供奉。也是在同一個時期,奉龍虎山為宗門、以清微派與閭山派道法的合一風格的漳州道士從福建龍溪移居檳城,主要的因緣即是因為邱公司這個勢力頗大的邱氏家族,經商致富之後決定在檳城興建宗祠,乃請林長杉的師父顏科於前來,就固定為城隍廟及各福建宗祠服務。由此可見,馬國道教的傳播,主要還是在19世紀的下半葉之後,是由於英國人大量引進華人,人口增加,宗教需要也增加,而且有足夠的經濟力量支持宗教教士的生活和活動。
英殖需要華人的生產力和經濟貢獻,為了統治的方便,洋人是可以利用“神道設教”兼且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尊重他們眼中的異族宗教自由,但他們也不會歡迎華人表現太強烈的民族意識;而早期的華人需要家鄉的信仰文化縮短他們和家鄉的距離、解決異地的生死惶恐、標誌自己在地方上的開拓主權,最好的一石多鳥是通過宗教活動。
英國人對華人宗教的態度是承認了他們認為不會有害政權的佛教,把道教和民間信仰視為一體,即不承認也不禁止,對道派以至民間秘密宗教的教義差別也不認為重要,制度沿用到獨立後的馬來西亞政府依然蕭規曹隨,只不過把原有的一個條件在實踐上加強:不許向伊斯蘭教徒以及法令規定他們出生即穆斯林的子弟傳教。但相比起清政府,這可說是為各教派,尤其是在中國本土被視為異端和被鎮壓的教派,開了方便之門。如此一來,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人們對各自原鄉風俗和方言的親切感,也使到原本就強調“三魂七魄”應各有所歸的各不同區域道教教派,尤其是在中國被視為異端的一些民間信仰,得以在馬來西亞找到蕃滋的土壤;其實,除了道教各宗派,還有19世紀中葉為了吉隆玻甲必丹葉亞來去世而到達馬來西亞的香花法院、同善社、歸空道、三一教、潮州人同奉善堂、紅萬字會等中國民間教派,也紛紛享用這一片土地給予的宗教自由。
不過,這也製造了一個後遺症:當道教徒根據教義可以把家家戶戶每日“拜天官、拜土地、拜祖先”的華人定位為道教徒之刻,馬來西亞大部分華人卻以習慣了根據權勢者的“他者眼光”詮釋自己,根據不允許無神論的國策,在12歲領身份證的宗教欄填上“佛教”,即使每隔數年舉行一次的全民人口普查,亦是如此。也就是說,自英殖統治以來,200年來,馬來西亞是一個從資料上缺乏道教徒但群眾日常生活卻常常可見道教痕跡的國家。
三、馬來西亞道教文化的幾項特點
1.傳統道教宗派與民間教派的保留與密集交流
馬來西亞華人,可說是使得許多在中國失傳的受儒釋道影響的教派,在海外得以維續生存的支持力量。尤其是讓一些原本在中國南方地區流傳的教派,可能是由於歷朝政治逼害的關係,在中國本土消失了,在馬來西亞卻由於英政府對華人內部宗教之分不甚了了,對道教也沒有官方確認,卻使到各教派有機會在自生自滅的局面下各謀發展,甚至依然保持活力的向其他民族發展信眾。馬國道教的本土進化其實也就可以表現在當地保留了不少甚至在中國已失傳的教派。
另一方面,馬來西亞的有限的土地環境,也使到不同籍貫華人在離開中國本土後,第一次有機會處身各方言群和各民族交集的世界,相互之間互相犬牙交錯的建立小聚落,近距離的接觸互動;這其中一項效果,是令到來自不同民間教派與道教法派,有了更多機會互相交流。例如:彭亨瓜拉立卑等地以至森美蘭、馬六甲一帶的陸豐莊家道士,原是供奉茅山祖師,並且是身為茅山法教大藩主莊姓師公的後人,但他們及他們的徒弟卻又同時是奉閭山三奶為宗的三壇教道士;又有些教派,甚至接受如馬來巫師篤亞孿等人入教,把原來本土性質的地方巫術與神咒撰入道門,以後還形成本土新宗派的特點。
最具體的例子,莫如曾必齊道長的經歷。盛行北馬的崑崙教是由曾必齊弘揚興盛,他於19世紀末期從中國南來吉隆玻,與六壬教的張彪士,以及來自廣東鶴山茅山教道士馬英,並其他一班人十餘名的符籙派道士,秘密進行反英反殖活動。他們以宗教為號召,聲稱善使符咒,刀槍不入。舉事失敗後,三人一齊逃奔至太平,曾必齊等人在太平與怡保收了多名徒弟,60年代羽化於原本以全真教士為首的本土新興宗派東華山派主山怡保龍頭巖。
這一來,民間習教和傳術者一旦向弟子說不清來源,自然會使到馬來西亞華人從原鄉引進的正統道教及民間教派,再也不易互相劃分界線,更不容易互相去分辨認別各自的儀軌符籙;甚至連一些職業道士也因代代相傳日久,而對本身所用的科儀及符咒的源流也會不清不楚。但事實上,在中國的地區性的教派起到異地有機會認識到其他傳承,甚至發展非我本族的道徒,何嘗不是反映了社會的交融,促進了人們打破了教派及籍貫中心主義的自我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
根據對以下幾個今天還是盛行於馬國的道教教派的認識,我們可以說明這樣的“禮失求諸野”,不僅有助於我們認識馬來西亞道教的面貌,而且有力進一步還原中國宗教史上一些缺頁的部分。
圖表一:從中國流傳到馬來西亞的主要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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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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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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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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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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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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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太上老君)為教主,尊稱他為崑崙山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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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源於廣東客家地區,教徒集中在霹靂及北馬,教主誕辰為農曆七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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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的崑崙坐禪中心及怡保崑崙古洞。亦有不少信徒集中在彭亨州及雪州,形成大馬道教總會在當地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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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崙、金英教及茅山分為陰師傳教和陽師傳教兩種。陽師傳教就由在世之師傳傳給弟子。陰師傳教指修煉得法,定中由神人所傳,其弟子學習各種方法,直接與仙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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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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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主即六壬仙師,李淳風。內部的傳承說法:李淳風祖師雖為朝庭大臣,但也同時修煉道術丹法,丹成白日飛升,成道後,再創出道家一脈之六壬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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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祖師把神功道術丹法傳給三位兒子,從此就把六壬神功分為三館,名字分為伏英館、群英館、風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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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馬、霹靂、
浮羅山背及亞依淡等客籍人為主的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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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壬弟子須發誓守戒:一要尊師重道,二要行為良好,三要不貪色好酒,四要不貪財害人,五要敬愛父母,六要尊敬長輩,七要不忘恩負義,八要勤修道術,九要宏揚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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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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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教於約三百年前,始祖林顯江可能是原屬全真道的廣東羅浮山白鶴觀道士,他被教中尊為“五嶽五觀林太祖師”,金英教迄今亦認中國羅浮山白鶴觀為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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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風火院的系統,金英教在清末與惠州、增城一帶各宗道士以宗教號召農民起義有著極深的淵源。起義隊伍撤散後,成員南下馬來西亞各地,除了傳教與濟世活動,在各地亦擁有抗英反殖的光榮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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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英教已經成為馬來西亞道教總會之中一個強大及分佈極廣的教派,其成員也包括各籍貫方言群之成員,甚至外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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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英教為了在民間宣稱三教合一,開教神話以七歲修行的赤膊金英子為祖師,受了宿世道友唐三藏鼓勵,與茅山祖師及潮源洞師(七姑仙女)結拜,往西域取經,所以稱為三教祖師,後由林顯江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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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天師閭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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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閭山教的傳承源自福建,以許遜和臨水夫人為祖師,又以江西龍虎山張天師派為宗,保持到龍虎山受籙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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閭山派道士自認祖師赴龍虎山求符咒時,張天師將神霄派符咒傳授他們,故稱閭山神霄小法;在十九世紀時,南傳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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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馬,石隆門天師龍宮,
吉隆玻的鐘萬仙師即是閭山道士以及柔佛巴魯柔佛古廟與檳城壟尾和浮羅山背交界處的“寶天宮”。道士多在主持屬民間社會共有的公廟同時,也擁有自己的道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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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福建和客家系統。福建漳州系統的道士又是清微派傳統,六十三代天師在世,曾為當地道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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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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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的正一天師道閭山派在客屬地區演化出來的支脈,俗稱這一系的法師為“客家班道士”、“客家道士”。每逢重大儀式,道士先召請道教眾神、閭山臨水夫人等歷代祖師,到五十一代天師止的
歷代天師、宋朝彭先生,到張天橫,以及法脈傳承傳到惠州後的各代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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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壇即是“頭壇、二壇、三壇”:頭壇為“裝壇”,要安好神壇、請神上表文,二壇為吹角迎仙師,三壇為“行罡”,即辦好一件件事之後送神,閭山道士與受閭山影響的覡師對法事過程之專稱法。但今日的三壇教傳人則說,三壇也士兼修儒、釋、道三教聖人之法,做法事能兼用三教聖人之法去開三壇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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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馬的雪蘭莪、森美蘭、馬六甲三地,霹靂。幾乎傳至西馬所有客家地區,茅山、六壬、金英弟子要從事可以的,也有兼學三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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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經典及科儀則加入了不少佛教的密咒及撰述許多金剛之名稱。另外,其道士之間可以互相傳授與拜師,不注重到龍虎山上受籙,亦對先輩道士有“侍郎”的特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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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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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教奉茅盈、茅固、茅衷為教主,尊稱為茅山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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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初由鶴山馬英在北馬傳播,而後方才遍佈各地
茅山教的傳入,其實也關係到惠州陸豐縣上沙莊姓村落的族人,在這支族人南來大馬的歷史中,他們有不少人是從事術法的行業,與殯葬科儀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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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馬六甲、彭亨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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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祖先靈位牌位上稱祖先為“大蕃師主,法祖xx”,並在祖先牌位上附祀有“茅山法祖余萬二郎、余千一郎”的名號。茅山教弟子所學的是一般在家戒律和符籙,不注重經典,入大教法,要發斷絕名利的重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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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元教/白蓮教(與中國情形不同,在馬來西亞被道教各宗收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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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元老祖是明代紅陽教創造的至上神。但,在馬國除了檳城一處混元教壇供奉老祖基建三教聖人,其他都以太上老君為主,以釋迦及孔子為輔。以混元又名洪鈞老祖,傳法太上老君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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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蓮教只有傳法的術士,且自認道人,沒有廟壇。因此馬國各教派內都流傳白蓮教主符咒,卻沒有無生老母的信仰,證明在本土的受編合流。混元教作為從白蓮教演變的另一民間秘密宗教,成員都加入了源自全真系統倒是創教的東華山,變成跨教兼修,亦沒有真正的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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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分散馬來西亞各地,以客家地區最早最多。立廟則只有檳城海客園”、檳城的自在宮混元教主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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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祀洪鈞老祖的天有宮自在觀亦是盧善福開山,而且在自在觀祖堂內供鐘善坤等人作為祖師之一,而芙蓉天公五老觀的“道義堂”內亦有盧善福的一席靈位,且稱為“南道開山祖師”,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作為白蓮教傳承的盧善福一脈,也身負源自全真教之東華山之道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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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1。王琛發:〈馬來西亞道教與華人信仰〉,載《馬來西亞百科全書.宗教卷》(2005,英文本)
2。王琛發:《馬來西亞客家人的宗教信仰與實踐》(2006,馬客聯總會)
在這裡必須要注意的是,雖然以上各教團在用詞上自稱為教,但至少各系統內部的教導主觀上都自認是屬於道教,清楚地向弟子交待教法傳自道教神人或自認本身的系統是原自中國一處道教祖山的“教門”。所以他們的自稱為“教”並沒有另立宗教的意識,只是強調了神啟和教法的特殊性,所以教派之間的排外性也不強。在華人人口少,而且必須長期內部交流和合作對外的情況下,各派系的傳承一方面在和而不同的情況下互相交流,另一方面也允許弟子兼入數個教門學道,這就使各種教法有了較廣泛的流傳,形成了更有利的保留條件。這裡唯一未成提及的是全真教道士,在馬來西亞,他們似乎已轉化成新興本土教派的創造者。
造成道派排外性低的原因也可能是由於經濟環境的影響,大部分道士都是只擁有家庭式的法壇,或受民眾聘請承包地方廟宇的香火,不可能成為地方上獨當一面的勢力。
無論如何,早期的傳教也受到籍貫的影響,除了正一閭山派,20世紀40年代前,各教派雖有交流,主要流傳於不同縣籍也分屬不同會黨的客家人之間,而影響所及主要是廣府人,像上述所說的曾必其道長原是增城客家人他的兩位起義夥伴之中,六壬教的張道長和茅山的馬道長也是客家人,但他們後來的授徒就連民族之別也打破了,觀察中,參與法壇活動的甚至包括印度人;福建閭山派道士則由於是專業道士還是有漳州、泉州和福州之分,也各自只為同屬本籍貫人的廟宇或殯葬服務,甚至出現了父子親戚相傳、道法不外傳的惡習。
2.開創本土道派
馬國這樣一種環境,也造成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馬國本土的道士或道教信徒,企圖創立新道教宗派。這其中,諸如黃錦平能在大馬開創天衡山派,以及鐘善坤開創海雲派,是最典型。
尤其是鐘善坤道長,可說是十九世紀建立道觀最多、傳道最力的道士。他是全真教傳承,自認祖脈來自羅浮山沖虛觀,但是對許多道派都相容不斥。他最初在半島境內主持了天師宮,後來發起興建沉香島天公五老觀,觀內奉敬的是閭山鐘萬十三郎之神位,而其宗派天公五老觀“道義堂”之道士靈位,又奉了源自白蓮支派混元教的“南道開山祖師”盧善福牌位。崑崙教的曾必齊,反英失敗後,亦終老於海雲派總山龍頭巖。相對的,盧善福開山的檳城天有宮自在觀的洪鈞老祖廟,除奉有“西方東士歷代宗師”牌位,靈位行列中,亦有鐘善坤之靈位。由此即可見盧善福雖然擁有的南道開山祖師之地位,並不否定其派系奉鐘善坤為祖師之一,這可謂是民間教派與道派在本地交融之佳例。
之後在1960年代出現的黃老仙師慈教,則是受道派影響的民間扶乩組織,也是完成理論建設後向道教歸隊的例子。
圖表二:在馬來西亞本土立宗的主要道教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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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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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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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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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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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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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奉道教太上老君,五老,又奉全真教北五祖之一的東華帝君等祖師,另一特徵是時時強調三教聖人的教導,其傳人也有像金英教等民間教派,把本身的姓名中間的字改成“法”字,或單姓單名救在中間加“法”字,以示是學法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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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道士開始南來弘道,他們多是火居道士,少數不婚娶。有史可考的早期道觀創立人,有不少是來自客家地區,其中一個特出的例證就是淵源於全真道南傳客家地區,後來在本土形成的海雲派,或東華山派。這一系統的道廟,最早的是芙蓉沉香島的天師爺宮,道士受鼓勵蓄發盤髻,但可以婚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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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沉香島、芙蓉青山洞、檳城亞依淡天有宮自在觀。
霹靂龍頭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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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惠州博羅縣羅浮山沖虛觀為祖廟。但而其宗派芙蓉青山洞天公五老觀“道義堂”之道士靈位,以說明各道派和民間宗教傳人幾乎都因此宗派成立合流,可惜因戒律極嚴,而且各派自有傳人,東華山畢竟未有進一步的理論建設,也未見傳人分佈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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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衡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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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奉三教聖人及鬥母元君為主,並諸仙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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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由一班客家道士離塵子、洛陽子、觀化子、碧霞子等人所創建。其本土色彩包括其他民族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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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馬各地皆有“三教”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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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檳城天衡山清觀寺的客家道院(俗稱“千二層”)供奉了一位土人“篤阿孿大巫師之神位”於祖堂之內,並有留下其人帶五老冠的遺照。而天衡山的傳承科儀中,有好幾種與拿督公有關的咒語,都是用客語發音的漢字拼音而成,念誦後就可聽出其馬來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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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仙師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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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黃老仙師、太上老君及齊天大聖三位各為代表“三教”的主要入世傳法聖人,降到壇前說教及扶持信徒修練神打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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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1948年緊急狀態時,源於森美蘭的Bahau。當年膠工工頭廖俊獲得神人附身,一再指引當地人民在戰禍中趨吉避兇。以後傳出《黃老仙師道理書》強調:慈、忠、信、義、禮、倫、節、孝、廉、德等討論學法救世的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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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馬來半島包括新加坡,共有38個供奉黃老仙師的“慈教組織”,非正式統計,當時它已接迎過14萬人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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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1991年,通過祖師乩示,正式在中國四川都江堰尋獲黃老仙師祖廟的所在,並支持當地開發黃老仙師祖廟。多數組織為道教總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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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1。王琛發:〈馬來西亞道教與華人信仰〉,載《馬來西亞百科全書.宗教卷》(2005,英文本)
2。王琛發:《馬來西亞客家人的宗教信仰與實踐》(2006,馬客聯總會)
上述各系統,東華山的強勢可謂曇花一現。據1928年立的芙蓉《天公五老觀碑》,本觀原為鄧德華道長創於1927年,亦是鐘善坤、張法介、何玉堂等人向殖民地政府申請之結果,捐款信眾來自新加坡、吉隆玻、瓜拉比勞、知知港、怡保等地。從碑文也可發現其時已有福建信眾參與。建觀碑記內文解釋其道派文字有說:“老祖傳流原盤古道,畫影佛釋儒、三教同宗……天上顯跡東華山,在石叻開海雲派”。碑文以當時身在埧羅(怡保)的鐘善坤總理,鄧法華為副理。從碑文內容可知當時鐘善坤已到了霹靂,東華山派是在石叻(新加坡在華人社會的古稱)真正標明“海雲派”之名稱;我們也可知怡保紫雲洞天公觀街龍頭巖,屬東華山派,原是新加坡同德宮分院,鐘善坤道長購地開創於1894年,1912年建廟,1917年完成,其時即成為東華山派在馬來西亞之總山。但東華山的傳承缺乏後繼人,自1980年代末,住持李真祥道長羽化後,紫雲洞等系統,即沒有了留發盤髻的道士主持宮觀。
今天,在馬來西亞出現的新興道教宗派,除了黃老仙師慈教目前向著全國發展,到中國尋找祖山淵源,甚至到海外傳教,其他如東華山和天衡山這兩個強調內修丹功的系統,經已式微,兩系統在馬來西亞的不少道觀已沒有道士打理,被信託人交由廟祝,與一般香火廟無異。
3.以本土英靈崇拜宣示開拓主權
華人在馬來西亞延續了中華民族以儒家崇功報德和慎終追遠的價值觀為底蘊的道教信仰傳統,其中一個特徵,是將他們之間有功於族人的先人,甚至是來自非華人族群的盟友,崇祀為本土神明和所控制地區的保護神,尤其是在開拓地區主權過程中的殉難者。這使人倍感他們的造神意識反射的是華人對地區主權各華人開發區;尤其是作為經濟主流的礦區常是供奉了最初的一批開發者殉難的領導者,以及流傳各種以地區華人和英殖或土酋的矛盾作為主題的地方神話,充分的表現開拓的困境意識。這也造成了馬來西亞的華人信仰的特點:幾乎所有當地“土生土長”的華人神明都源自礦區;包括對劉善邦、盛明利、蘇亞昌、石挪督、鐘萬等先人的崇拜,都是從對礦區開拓過程的先烈作英靈崇拜發展出來,其信仰的影響和分香之處也往往是鄰近一帶的小鄉鎮,或本土神明生前陣營的後續者開拓的新地區。即使一些地區的人口結構後來變化了,從神明香火的分佈,還是可以還原出原來的客家礦區社群與其聯盟社群早期的所在區或後期的新開拓區。例外的是檳城的大伯公,但這裡卻是18世紀末至20世紀各礦區共同的出口集中地,而且大伯公信仰的一再改造和演變有跡可循。
圖表三:馬來西亞華人主要的本土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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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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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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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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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丘、馬大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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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把先賢的英靈神格化,成為一般人在所謂“福德祠”供奉的土地神,伯公則是親暱的通俗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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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認為張理和結義兄弟三人比宣稱開拓檳城的英國人更早領導族人登陸,有功於社群的開拓先賢精神永存,“福而有德千家敬,正則為神萬世尊”,死後化為土地神,成為社區的庇佑靈。華人各派系對檳城大伯公的身世原有爭論。20世紀初,張弼士任清政府駐新加坡總領事,自稱從族譜發現張理是他的祖伯父,進一步鞏固了海外謀天地的開拓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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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馬各地及霹靂,泰國南部與印度尼西亞棉蘭,及其它曾以檳城港口的鄰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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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善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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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善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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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籍陸豐縣河口區八萬鎮羅庚山的劉善邦,領導族人開發金礦。後與統治了砂勞越全境而稱王的英人詹姆士布洛克,因鴉片等事件及礦區權力發生爭執,積怨無法排解,雙方交戰,被害。村民為表追念善邦公,在墓地左建廟,每年輪流主祭。如今劉的事蹟已平反,成為馬國官方認可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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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勞越義德廟(三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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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萬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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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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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三壇教道士,工余時候,所有病者求醫,一律免費,妙手濟世,頗得當地同僑的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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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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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四師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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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明利(仙師爺)和葉四先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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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海山會黨把烈士及殉難領袖視為祖神崇拜,盛明利在逝世後不久即已出現了玉帝封神的說法,成為鼓舞黨人戰鬥的神話,以後隨著其弟子葉亞來最終取得近日成為馬國首府的吉隆玻控制權,以神明之願,要求各交戰派系(包括過去殺害仙師爺的共謀者)和談,盛明利也就順理成章成為吉隆玻華人社會共同的祖神,並發展到其他後記者趁勢開發的礦區城鎮,成為地方的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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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馬共有十二間仙四師爺廟,分佈於吉隆玻、雪蘭莪州的加影、士毛月、萬撓、雙文丹、新古毛、龍邦、牙屹十四碑、馬六甲、森美蘭州亞沙坑、芙蓉及彭亨的勞勿和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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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靖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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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武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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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靖公以張公羽化之巖起為廟,他自己亦可能是生前作為金銀業工匠的領袖,出錢出力,貢獻良多,死後方才受所領導組織之後人奉為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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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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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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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拿督、蘇拿督,社區或家庭的拿督。拿督是尊稱,即“公”,原為馬來人的萬物有靈論及先人崇拜的混合;也用作皇家對權勢者的封號。華人不論佛道廟宇都有拜神要兼拜門口拿督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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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對拿督公的信仰,一方面可以說是種族交流的結果,另一方面,又何嘗不是在礦區及林野工作的先輩,把他們與本地活生生的拿督(土酋)們的關係,包括進貢之風或懷念之情;都投射在人神關係上,因而建立了有些拿督仁慈、有些拿督不可觸犯、有些拿督甚至是華人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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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天衡山清觀寺的客家道院擁有馬來巫師儒教傳進道門的土語符咒、在雪蘭莪與森美蘭交界以“石拿督”著名的武來岸“觀音堂”供奉的是當地礦區結盟的土酋。
北馬有十幾處香火的蘇拿督,其實是拉律內戰中以自身交換同志安全而遇難的義興會黨領導蘇亞昌。
許多家庭也供奉知名或無名拿督於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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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1。王琛發:〈馬來西亞道教與華人信仰〉,載《馬來西亞百科全書.宗教卷》(2005,英文本)
2。王琛發:《馬來西亞客家人的宗教信仰與實踐》(2006,馬客聯總會)
以客家人來說,如今,源自客家人在本土造神而出現的廟宇,其中有不少廟產和主權還是在客家組織手中,有些則已對外開放;然而卻已經是演變為地方上的信仰中心兼慈善機構,不再扮演地方政治神權象徵的角色。但是從廟宇的香火旺盛,我們會發現其信徒已發展到原來的群體外,不再只限原來開拓社群的後人,甚至包括過去敵對群體的後人以及擁有大量非華人信眾;這也反映了客家人在地方上的優勢雖然最終是走向和其他鄉群以及非華人族群開放交融,但卻完成了這些犧牲成神的先烈生前也不曾想像到的局面。近數十年,隨著幫群及籍貫偏見消弭,加上傳媒不論盛明利、劉善邦等人的籍貫之別,一再報導,原本只屬個別會黨或籍貫幫派的信仰傳說,已經演化成整個華人社會接受的神話,以非官方的宗教版本詮釋了華人對各地區歷史主權。
四、馬來西亞道教歷史文物
對馬來西亞的道教界來說,最重要的一批歷史遺產莫如各派的先師先賢所留下的文獻,以及他們至今使用的科儀、手訣、符咒。
就以檳城城隍廟和水美宮為例,住持的正一天師派道士原屬福建漳州清微派,他們在當年南來之際,把大量從康熙年間以來的木刻版和手抄經典帶到馬來西亞。這些經典之中,有不少手抄本是中國大陸已失傳的地方典籍,是研究當地道教以及地方民情、風俗、語言的第一手資料。當年龍比得發表的道教文獻,有不少是來自檳城城隍廟。歷代的道士年年端午的中午,都在廟前曬經以圖保存這些比他們年老的紙張,1950至1960年代,林長杉道長還組織過抄經,以便出外活動使用新的手抄本,確保孤本的珍藏。
三壇教興盛源起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主要是惠州油溪鄉袁姓道士家族有多人南來之故。他們主理鐘萬仙師廟壇之建醮儀式之後,其中有兩兄弟留在大馬傳徒發展,他們手上也是帶著了手抄的文本過來。三壇教之科儀誦本,基本上並不曾改變道教經懺的特色,而且,相當注重傳承,每逢重大儀式,道士總是先召請道教眾神、閭山臨水夫人等歷代祖師,歷代天師以及法脈傳承傳到惠州後的各代先師,其中也有五十一代天師。其召請過程,一字不漏的念著歷代傳承者之名號,從歷代天師到宋朝彭先生,到張天橫,到歐家數代,再轉傳袁通,把惠州的傳承總結清楚;一直到當初南下馬來西亞傳教的袁榮華總侍郎,也會受召請到壇前護法,由此可發現從原來福建閭山派一直到壇上道士之傳承脈絡。
同樣的,昆侖教、金英教等教門的經典、科儀、符籙、教門起源的歷史傳抄,是用了大量客家地區的民間俚語,也是難得的研究材料。
這樣一批材料,神使鬼差的隨著道士去了南洋,逃過了中國大陸歷次戰火和政治運動的洗禮,又由於日本人佔領馬來西亞是對宗教場所的騷擾度最低,居然得以保全至今。整理之後,不僅有助建構和認識馬來西亞的道教史,也可以補充中國道教史的缺頁。
在此同時,東華山派所建立的道觀以及接收混元教道觀,依然保持了當初的風貌,是研究客家道觀形式與民間宗教道觀不具形態的活化石。
過去從事馬來西亞華人研究的專家學者,所未曾注意的是,馬來西亞的華人舊組織,不論是他們把它分類為地緣、血緣或業緣,都是有個道緣在作用。在老建築之間,源自漳洲神廟與宗祠建築結合的變局,我們可以分別找到檳城的龍山堂邱公司和福候謝公司為例。原本來自中國貧窮家族村港的族人,在檳城建起堂皇宗祠建築,都是罕見的雙層建築。它們不約而同都是表現出中西合壁的雙層架構,上層沿用了中國木構傳統,而下層則採用了中國本土罕有出現的西洋建築的基層空間。這兩間宗祠的領導人同時又是檳城峇峇社會主流,從建築的裝飾及配件,便可發現西方觀念影響,它們門前衛護的祥瑞雕象都表現成與中國常見的不同;前者寫實的向英殖雇傭兵制度看齊,採用了錫克兵團的造型,後者又以較寫實的西方式獅子雕像守門。有趣的是,邱公司正中的匾額是“正順宮”,謝公司原名也是“二位福侯公公司”,原來十數姓的漳州人為主導的宗祠,都是把家鄉神廟的神明香火帶來,以神明為共同的圖騰,結果宗祠的最重要空間是家鄉神廟在海外的重現,供奉的是與祖先不同姓的神,高掛三官燈於神殿內,每年做醮當然要請道士。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方言群會館,會館的正點也是神廟,如廣州府會館,拜的就是王重陽。道士的生存很多時候是靠這些組織逢年過節需要的宗教儀式。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或可重現當年南來華人宗教生活的整體面貌。
五、後語:承先繼後的嘗試
以人數來說,華人是世界的主要多數,但是,在海外每一個地區,華人又是和當地主流民族交流的少數派。如果對儒釋道的傳承,少了對日常文化和信仰生活實踐影響深遠的道教的認識,就等於一種不健全的文化繼承,也無法建立起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正確和全盤的認識,以等於把自己的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還沒說清就自我邊沿化了。這樣一種對歷史文化的認識要求,在華人為主的地區可能是老生常談甚至被認為近乎政治說教,可是對海外身為少數人口的華人確實是集體榮辱存亡的關鍵,涉及到對外的自尊自信與地區生活主權的詮釋。因此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來說,認識本土道教,整理、人事、研究本土道教的文化遺產以及探討如何詮釋及應用在多元的社會中,其實已不僅是學者的個人研究傾向,而是人命關天——涉及未來的自我定位於對外解說的集體命運。
1997年道教總會的出現,獲得代表華人參與國民陣線聯合政府執政的馬華公會支持,不曾按當地社團法令原本規定要7州有了州級聯會才可成立總會的規章約束,直接就成立了總會,可視為行政乾預促成好事,之後不少民間廟宇也相應的歸隊到道教;這可說明當時華人社會開始有了這一點意識。道總的成立、民間的廟宇活動,其實也是可以視為一種在多種族國家內以非政治態勢表現的民族意象。無論如何,道總畢竟是社會組織,從其會員名單可知,它的會員主要來自向道教歸隊的民間神壇,要獲得許多百年傳承的道壇和教派支持,依然任重道遠。2006年,原創會會長兼永遠會務顧問蘇木發道長支持下,道總副會長王琛發負責創建道教學院,又可視為在整合力量、友好聯繫未加入道總的教中人士的意向和努力,提升學員的個人生命價值觀,確保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與道教事業的素質與成長。
馬國道教學院的創校緣起說明:
“馬來西亞道教學院是根據馬來西亞多元文化的國情,為推動中華文化與儒道精義而設立;它秉承中華傳統書院講學的精神,自定位為研究學術機構而非傳教組織,以開放和友善的中立態度對待各民族和其他各宗教與教派,並提倡道教研究應有的客觀立場與學術自由。學院的目標在於提升國人對華人宗教文化的認識,培養對人類生命和自然萬物的人文情操與終極關懷,目標側重在為以道教界為主的宗教組織培養具有社會意識和宗教學問的仁人志士。凡是在馬來西亞合法註冊取得非營利組織道教團體,首二名推薦到學院的學員,有志未來擔任宮觀廟祠的行政或傳教工作,可申請學費全免。它也接納非道教教徒參與研究和學習,以期為推動宗教諒解和宗教對話盡綿力,促進社會和諧。”
以學院不分宗派和社會派系的為所有道總內外的道教組織服務,協助各宗派的交流研究與培訓,是一項新的努力。
(本文為初稿,註解暫時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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